从下个星期开始，全市各中小学校将陆续开学，人们会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再度投向孩子们手里的教材。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民国老课本再次受到读者的欢迎，多种图书卖断货，让出版方和书展举办方都大感意外。也许很多读者并不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连也曾经出版过这样的老课本。
重返书市意外畅销
民国老课本的出版发行始于2005年1月，但出版后在书市上一直表现得差强人意，直到2007年年底才陆续卖完。
从2009年第14期开始，深圳作家邓康延在《读者》连刊登了三期《老课本 新观察》的专题文章，同年12月7日始，他又以《老课本 新阅读》为题，在《深圳商报》万象栏目上开辟专栏。2010年1月，《读库1001》刊登了长达66页的《老课本》专题，引起了知识阶层对老课本的关注。这篇文章还引发了《读库》主编张立宪搜集、整理老课本的兴趣，张立宪主持的这项庞大工程目前正在进行中，老课本品种有很多，张立宪已经筛选定了8套，总共有三四百本，准备花5年时间将它们整理出版。2010年12月，《读库1006》又刊登了邓康延的一篇解读民国教育读本的长文《1933年的中国公民》，彻底点燃了全国读者对民国老课本的关注热情。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这些“老课本”被摆到了醒目的位置，吸引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看。记者昨天从大连市新华书店了解到，“老课本”系列图书也颇受大连读者的追捧。
大师们的心血之作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很快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提出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当时虽然兵荒马乱，却也有一批人心态淡定。朱自清、罗庸、吕叔湘、朱光潜、林汉达、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等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就语文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如何教孩子学语文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评述，各种思潮与主张都具体呈现在当时趣向各异的教科书中。
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曾主持出版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他意识到“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于是决定亲自编写《商务国语教科书》。问世十年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经济来源。
《开明国语课本》是开明书店于上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一套初级小学课本，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书写并绘插图，用词生动形象，语调贴近儿童口吻，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适合儿童诵读吟咏。民国年间编写的音乐课本和美术课本中，也不乏大师的名字，李叔同、丰子恺就是很好的例子，刘海粟、林风眠、吴冠中、冼星海、聂耳等著名艺术家，都是民国高水平艺术教育的受益者。
民国教科书多是名家主笔，内容纯真充满意趣，不刻意拔高，却将教育的实质柔和地浇灌到学生的心底，比如这篇文章：“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在语文课本里已经存在了50多年，是几代人的童年“画外音”，至今读来仍让人悠然神往。
那些文字言短意深
民国老课本非常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打开《商务国语教科书》，前33课的内容中没有一个字，全部是用图画给刚入学的孩子讲述“仪容、慎食、游戏”等日常行为和“敬师、诚实、公平、公德”等道理。到了第34课终于有了文字，不过讲的是“夜间早眠、日间早起”的起居之事。而后，才逐渐给孩子们讲“友爱、御侮、勤学、自治”等道理。《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一课是职业教育课，原文是：“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虽然只有寥寥十八个字，却道出了生命的庄重，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民国老课本虽然多出自民间，但却始终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崇尚天道伦理，饱含民族风骨，让人心生光明。书中的语句虽然浅显直白，却处处透着自然和纯净，讲道理却没有形而上的东西，而现在的教材编写往往流于成人视角，人情味淡，说教过多，读来令人生厌。而当下教材中弱化道德、伦理教育，恐怕也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日趋低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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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也曾出版“老课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大连成为由苏军控制、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特殊解放区。大连教育也从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中解脱出来，开始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作为国内较早解放的大城市，大连出版的老课本与国统区和其他解放区差别都不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大连出版的老教材也继承了民国老课本的优点，非常注重道德教育。有些文章甚至直接引用过来，比如大连新华书店出版的高级小学适用的《国语》第一册中，所选文章《景阳冈》与初中国语教科书第七册中的《武松打虎》完全一样，不过是把字体由手写改为排印，并重新绘制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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