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挂靴而去”，使得关于新闻发言人的热议再度升温。
一则微博这样说：“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
本该是沟通政府（部门）与百姓的桥梁，为何常常夹在其间两头受气？新闻发言人是个“高危岗位”吗？新闻发言人该如何说话？更为关键的是，新闻发言人到底有多大“腾挪”空间？
江苏首位政府新闻发言人 在应对危机中诞生 8月23日下午，省政府召开“民生幸福工程”新闻发布会，这是2011年江苏省政府发布的第20场新闻发布会。
省政府办公厅新闻联络处处长肖学亮在繁忙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外事外交活动。2003年因“非典”的发生，全国各部门普遍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
“起步晚，但起点高”，肖学亮这样评价江苏的新闻发言人制度。2007年，江苏出了两起公共危机事件：太湖蓝藻暴发和沭阳水污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省长梁保华均要求政府主动站出来说话，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当年8月，省广电总台副台长肖泉被任命为省政府首任新闻发言人。随后，省政府所有部门均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各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也集体亮相。
2011年4月22日，江苏省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省委首位新闻发言人、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向35家海内外新闻媒体通报了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相关内容。各市委新闻发言人名单同时对外公布。至此，全省实现新闻发言人党委、政府、部门、大型企事业单位全覆盖。目前，我省拥有数千人的新闻发言人队伍，省一级的新闻发布会每年在50场-60场之间。
在省委农工办新闻发言人诸纪录看来，“从某种层面来讲，记者就是代表老百姓提问，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通过记者直接反馈给了我们，通过提问给我们敲了警钟、提了醒。”
微博时代 新闻发言人遭遇“双重”诘难 记者注意到，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形同虚设”。省级机关一位负责宣传的同志向记者坦言，他们的新闻发言人是由副厅级领导挂名的，一般不接受记者采访。更多的新闻发言人留给记者的印象是“照本宣科”，新闻发布会主要用于介绍本单位的“光荣业绩”。在不少记者的印象中，新闻发言人的态度一般都不错，但是，涉及实质性内容的回答“都是比较虚的，有的是业务不精，有的是打太极，让人往往感觉很不"解渴"”。
对此，肖学亮认为，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来自政府机构，一般是官员出身，但并不是决策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也知之不多或不够全面。这在客观上影响了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同时，这跟一些部门负责人对新闻报道规律和传播规律了解不够也有关系，总是喜欢宣传正面的成绩，“事实上，一些问题，你跟群众说清楚，并不影响政府形象，有时还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另外，还有一些是政府职能未及时转过来，跟群众要求有差距，群众就把责难落到新闻发言人身上；而政府（部门）对新闻发言人要求也很高，有时达不到预期效果，也会苛责新闻发言人。肖学亮坦言，新闻发言人“确实不好做”。
而在专家眼中，微博时代，群众对“新闻发言人”也有苛求倾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追求平等，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表示，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而新闻发言人自身并没有跟上这种发展的速度，两者严重脱节。
新闻发言人眼中的 “新闻发言人” 省环保厅副厅长于红霞，从2009年4月开始担任本厅新闻发言人。她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出现本身，肯定是时代的进步。
“其实，当新闻发言人难不难，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要看事件；第二要看发布的时机；第三要看预警的宣传。而最最根本的，我觉得是态度是否诚恳，是否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这位同时担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的知识型官员，以女性的善解人意、专家的严谨细腻，成功化解了多次危机。一次，一位中央媒体记者抓住一个环境违法事件准备曝光。于红霞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问题确实存在，并推心置腹地跟记者探讨。最终，记者改变了“曝光”心态，改与国家环保部门沟通，反而促成了环保部在江苏多布设了相关处理场地。
省委农工办副主任诸纪录今年4月份被任命为其所在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就是8月11日省委召开的有关农业现代化工程的新闻发布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仿佛仍能感受到那“既激动又紧张”的复杂心情一方面生怕不能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完美地阐释出来，另一方面又怕回答不好记者的提问。他坦言：“接到任务后，整整一个礼拜都睡不好觉。”
虽然压力很大，但他表示很乐意做一名新闻发言人。他认为，作为新闻发言人难免遭受外界负面评论，但一定要认真对待这种评论，“宁可相信群众是正确的，自己是不足的。要相信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完善制度 让新闻发言人拥有更大发挥空间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杜骏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内容、制度流程、岗位设置偏行政化，由此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新闻发言人对常规政府信息发布式的发布会尚能有效应对，而应对突发事件经验不足，而突发事件才最能考验新闻发言人自身的修养和技能，考验其政治、社会、新闻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新闻发言人权衡问题时，从政府、行政代理方角度考虑的过多，尚未做到以公众为本、站在协商的视角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对话。
“新时代的新闻发言人，应该能够尽快适应公民社会的崛起，适应当代公众逐渐形成信息共同体的社会潮流，及时转换发言人理念，更多地把新闻发言看作政府与公众之间平等的、亲和的、有建设性的沟通平台，而不能将其视为权利、说教、仪式、政治作秀。”杜骏飞教授同时也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我国存在的时间不长，制度尚不成熟，当此社会转型、政治变迁之际，最紧要的不是对这个领域或行业贴标签，而是找出实际存在的问题，通过观念调整、学术讨论、素养培育、案例实践来进行卓有成效的改进。
提到当下的新闻发言人困境，于红霞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存在技术上提升、制度上完善的空间；同时，媒体也应该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立场来对话。
记者采访的各界人士也希望公众给予新闻发言人一些理解和宽容。特别是当突发事件应对不当时，如果能改正、纠正、认真对待错误，也希望公众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胸怀。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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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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