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子弟校常遭拆迁 办学者借媒体维权成技巧

8月15日，北京一位打工者躺在被取缔的学校门前喊：“我们也为北京做贡献了。”（资料片）

　　2009年冬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陈俊旭到北京一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拍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幕就是学生在教室里烧书取暖。看着火舌吞没课本，镜头后面的孩子们一脸兴奋。这一幕代表了这一类孩子们的现状贫穷、绝望和教育上的失败。

　　但不论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的投资者，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现在，随着北京新一轮关闭潮的出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桌面。

　　再度观察这一事件，不仅仅需要老调重弹，同样需要对政府、校方、师生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解析。

　　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富奇迹”

　　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并非一天两天。起码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重视该领域，民间慈善力量的关注更是从未间断。

　　比陈俊旭早六年，笔名“肉唐僧”的专栏作家徐志戎就到这类学校考察过。当时他在一家网站工作，请了一位校长进行在线访谈，校长的拳拳爱心十分感人，随后网站发起了募捐。

　　徐志戎的任务是把募到的钱发到学生手上，而校长则希望钱汇到学校账户上。同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家庭式经营一样，该校管理财务的负责人就是校长的妻子，而校长本人就是学校投资人。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徐志戎坚持了他的做法。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徐志戎遇到了困难，大部分孩子随打工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并没有门牌号。徐志戎于是通过邮局将钱汇到学校地址，再写明转给哪个学生。

　　但后来他发现，校方并没有把汇款单转给学生，这些钱都逾期退了回来。他心中浮起一个疑问：“校方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一直担心一个状况：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一心逐利的民办学校是否也会像民营医院那样，演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于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他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至少部分证实了他的担忧，“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因为是营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郭宇宽调查团队发现，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

　　在营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2009年陈俊旭在学校拍片的时候，和学校办学者有很多接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学校，父子三人家庭操办，陈俊旭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而不是“校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学校接受了大量社会捐赠物资，小到乒乓球、铅笔盒，大到风扇、二手电脑，有的低价卖给别人，有的自己使用，最终都未到达学生手上。

　　郭宇宽则注意到一位办学者，“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这一说法记者在向其他业内人士求证中获得证实。类似的创富传奇亦非孤例。

　　但是在拆迁议题中，学校通常在媒体上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而其追逐利益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谁来办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多为河南固始籍商人开办，一般为家族经营，早年固始人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

　　除了固始人，河北张北人从1994年起也有了办学者，他们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开轻型卡车搞运输的河北沽源人，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等地，也很早就开办了学校。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实际上，因为面临生源的市场竞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表现出有序竞争的一面，包括采用购置电脑、VCD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方法尽管有时候这类“校车”是拖拉机甚至三轮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不能只是指责学校的营利冲动，关键是政府无法满足打工子弟的受教育需求。“我不反对拆迁，但前提是政府有能力把学生安置好。比起没学上，起码这些民办学校给了孩子最后的选择。”

　　而郭宇宽认为，办学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的营利冲动。

　　城市弃儿

　　在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农民之子”王春华老师看来，此次的关闭潮中，政府部门的作为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朝阳区教委组织了相应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有教师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将优先安置，即使那些没有教师证，但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

　　“如果能妥善安置学生，淘汰不合格的民办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她举例说，此次石景山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学生就被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在现实中，务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存在诸多壁垒，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五证”（包括：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对打工者来说，办理“五证”需要在北京和老家两地奔波，耗时耗力，门槛极高。

　　而且，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博弈中，投资办学者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在每一次的政策变动中，他们时常主动联系媒体，发出声音，运用手头资源争取最大权益，而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如何保障仍亟须破题。畸形的政策之下，把基础教育甩向市场既不符合国务院“两个为主”的政策，也有违义务教育的初衷。

　　在一轮又一轮取缔、转学的喧哗中，这些城市打工子弟羊群一般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过早地品尝了冷暖。

　　在郭宇宽的研究里有一项结论是，和上海原先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比，北京的孩子表现出来更加明显的倦怠和愤世嫉俗倾向。当被问及对于未来的成功什么最重要的时候，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更多回答的是靠关系和背景。

　　本版稿件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