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总干事拉米：中国入世十周年“成绩是A+”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入世十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国内面临转变发展模式的压力和国际环境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推动中国持续高增长的“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逐步衰减，中国亟需谋变应对新的挑战。

　　与十年前相比，当前纠结于复苏与平衡的全球经济，越来越凸显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中的挑战和机遇何在？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世界经济从顺利发展到出现金融危机，经济结构和格局出现大调整，经济秩序出现紊乱，表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从高速发展到停滞状态，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自由贸易受到非议，世界已有经济发展模式和信条受到质疑；二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元地位受到挑战，世界经济火车头拉动力减弱；三是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对世贸组织期望减弱，地区经济合作兴起；四是世界共同问题如环保、气候、资源、反恐等问题出现；五是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六是各国关注点变化，更重视就业、扩大出口、实体经济发展和资本回流。

　　薛荣久认为，世界经济从中速到低速发展，从比较稳定到大调整，从部分动荡到整体动荡，给中国同时带来挑战和机遇：其一，与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矛盾加大、加深，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范围也在加大、加宽，合作的手段在加强。

　　其二，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如资源供应、投资渠道、货币汇率、价格变化和信息网络等加大，不能独善其身，决策自主权受到一定影响，但中国也开始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决策产生更大影响。

　　其三，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如联合国维和、世界经济组织改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全球问题解决和救灾等，但中国的权利也在相应增加，影响得到扩大，同时也在积累经验。

　　其四，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同步，经济波动、汇率波动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是中国改革的机遇，如何绕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五，外部市场环境相对恶化。保护主义情绪上升，民族主义和右倾思想出现，对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不利，给中国“走出去”带来不利因素。

　　其六，对世界经济运行、体系、秩序等的认识还不深入，有时被动，反应滞后，应对能力不强，经验不足。

　　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的，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纲要指出，这一方面要求扩大和深化开放，包括沿海开放、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另一方面也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任务艰巨，但薛荣久认为，从过去十年的经验看，对中国有信心，首先是因为中国决策领导层有忧患意识、国际意识，能高瞻远瞩，集思广益，政府决策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有一定权威性；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民营企业兴起，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三是对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逐步深入，企业走出去、经济、军事、党务、文化、援外等外事活动的开展，日益强大的智库研究力量，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四是逐步学会和掌握了应对国内外各种危机的本领；五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加强，作用空间加大，整体谈判能力加强，中国的自信心也在增强。

　　加快构建和完善体制机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薛荣久注意到，这比原有提法“开放型经济”多了“体系”这两个字。

　　他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是中国的国策；“体系”两字的加入，把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整体化，把所有对外开放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协调、机制化，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内外联动是这一体系的立足点，是把对外开放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合起来；互利共赢是纽带，互利、共赢的新理念应渐成共识，在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参与体都要落实和贯穿这种理念；安全高效是体系效益衡量的基点，所谓安全是指不伤害国家整体发展，高效是指能够提高中国的竞争力。

　　薛荣久强调，开放型经济体系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但遗憾的是，它并未完全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出台各种对外经济活动政策的基点，引出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入世后，相比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中国在体制完善方面仍相对滞后，是今后应着力加强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指出，要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刘军红说，中国入世十年成绩突出，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但经济对内对外均衡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与过度强调物质文明和市场经济，忽视法制、行政体系和医疗保障等社会体系的建设有关。

　　这些问题已影响到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推出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亚洲第一，但竞争力仅列第11位，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列亚洲经济体竞争力前三名。

　　报告指出，中国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亟须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商业行政效率（第22位）；基础设施能力（第14位），包括互联网、电力以及通讯设施方面；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第31位），包括医疗服务和交通安全问题。

　　刘军红说，中国应以入世十周年为一个新起点，进入体系构建的时代，继续完善市场体系，同时进行社会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

　　张茉楠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增长，这需要中国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

　　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在加入WTO后，做了很多涉及贸易、法律和政府体制的改革，也开始在制度设计上创新。例如加入了“和谐”等带有中国元素的想法，但这些还不够系统，不够清晰。

　　在WTO中发挥更大作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间，随着经济贸易高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已逐步成为世贸组织核心成员。对WTO本质及未来走向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对中国在其中争取更大利益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刘军红认为，WTO提倡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系，其体制应得到尊重，但发达国家成员滥用保护主义，有很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做法，中国积极、自觉和主动推动WTO谈判，符合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也能促进世界经济整体发展。

　　当前WTO多哈回合谈判出现停滞，很可能面临失败的结局。对此，刘军红认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根本症结在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农业问题上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则问题属于次级矛盾。他说，指责谈判失败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转嫁祸水的做法。

　　陈凤英也认为，多哈回合的前景悲观，核心问题是WTO规则制定带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烙印，仍由西方主导。她认为，WTO和IMF一样必须改革，在后危机时代构建一个更公平公正的架构，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影响力。

　　程大为对本刊记者指出，WTO运行仍正常，其危机在谈判层面。有危才有机。她认为，WTO总干事拉米说“共赢”，中国提出的“和谐”理念也可以理解为“共赢”，中国应以推动WTO体系合理和谐作为目标，积极追求成为和谐WTO体系的主导者，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系重塑。

　　薛荣久坦言，入世十年来，中国切实履行承诺和成员职责，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贸易高速发展但严重失衡；尚未形成与中国外经贸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贸易谈判权、国际规则制定权以及由产业、企业为基础的贸易谈判体制，参与世贸组织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有限；贸易争端加多、加深，贸易摩擦频发，国内有些部门出台的法规、决策和表态，与世贸组织规则出现背离和某些企业世贸组织规则淡薄等。

　　在新的十年中，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应坚定核心成员地位，勇于肩负起更多的职责。第一，使中国从经贸大国成为经贸强国，全面协调发展；第二，主动加大和加深对外开放，并要求成员相应对等的开放；第三，以互利共赢理念构筑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关系；第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成功和世贸组织的改革，多哈回合结束将是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机遇；第五，积极肩负起核心大国成员的职责，主动沟通与协调，消除误解和误判，减少负面影响；第六，双边经贸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有机结合，推动两岸四方朝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第七，加大参与度，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加公开、高效、公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