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终结福利国家？

　　债务危机终结福利国家？

　　本刊记者 邢少文

　　一场政府债务危机正在席卷欧美国家，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美国主权债务评级的下调，使这场危机更添加了一些象征意义。而在关于这场危机形成原因的讨论之中，那些发达的西方福利国家庞大的政府公共开支被指为主要原因之一，为解决这场债务危机，我们看到这些欧美国家也都在纷纷勒紧裤腰带，削减福利开支。但这样的应对举动也引发了社会动荡，罢工、游行、骚乱频频上演。

　　危机是否代表着福利国家正在被终结？它代表的是过去西方发展模式的难以维系，还是仅是一场应对经济衰退的反周期操作？为此，本刊对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和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先生进行了访谈。

　　债务危机的缘起

　　《南风窗》：对这次欧美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怎么看？

　　陈志武：欧美财政、债务挑战很大，或许除希腊等几个小国之外，还不算是“危机”，还没到危机的浪尖上。现在我们似乎把任何挑战都称为“危机”了。不管这次危机有多么严重，但实际上还是跟2008年年底、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没办法比。标普把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调低，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一次美国政府信用评级的下调，应该说是个坏消息，短期给市场构成很多打击，也会有一些镇痛。长期来说，这次信用评级下调是坏消息，但不是坏事。实际上，市场基本已经恢复到标普降级之前的状况。

　　冯兴元：美国政府债务目前还没有到危机，更多的是受政治斗争影响而被放大，美国两党拿这样一个债务上限做为契机，来进行政治上的博弈。但从两党的分歧也可以看出了美国社会在形成共识方面的分裂，同时，债务上限的拉锯影响到金融体系对政府债务的信任，也影响到评级。

　　《南风窗》：怎么解读这次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

　　陈志武：第一，这一次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所出现的国债危机和财政赤字危机，从相当程度上是对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所执行的福利国家制度的一种否决。在西方国家，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为了支持大规模福利项目，他们必然靠税收。但是，到最后老百姓愿意交的税不是无止境的，尤其像欧洲国家，很多国家税率已到收入的60%、甚至接近70%，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和人们的收入受到打击之后，你还按照60%左右的税率给国家交钱，这是很难的。

　　于是，财政开支难以减少，财政收入又难以增加，矛盾就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这些危机从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福利国家这种形式，这种制度安排不可持续。

　　美国政府花了1.3万亿美元救经济后，失业率仍然在9%左右。这说明，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基本无效，不过是把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往后拖延了。现在，美债问题、市场震荡都是在否定美国过去3年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靠政府救市行不通，不是解决问题，只是短期强心针，但实质上只是把问题推延。就像在中国，金融危机后的救市政策不仅没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反而强化了这些结构性依赖。

　　其次，就是福利国家不应该成为一种长久的国家形式，大政府主义最后带来的是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

　　冯兴元：政府干预、救市导致了问题的积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如果由市场进行调节也会很快恢复，但过程会很痛苦。比如危机之后有些房子要收回，这么多房子，要卖给谁？这样一来社会动震会比较大。基本上，即使这种市场解决方式可能会比较成功，但因为跟选举政治有关，谁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和福利国家正好是合拍的。凯恩斯主义关注两个周期，经济高涨的时候，税收多，可以少支出，财政剩余积存用到经济萧条的时候增加财政支出，以此进行周期平衡。但问题是现在所有国家都存有民主政体缺陷的问题，民主缺失了对自由的维护，无论经济高涨还是萧条，都是赤字财政，都扩大支出。现代民主国家和古典自由国家不一样，现代国家越走向宪政，走向现代性，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是越来越多，这也是一种“棘轮效应”，对公共服务的预期就是只进不退，只高不低，只涨不降。

　　欧洲发生危机的情况和美国不太一样，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时候，签署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所有成员国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超过一定程度按GDP的百分比罚款，但罚款一直没有执行，有豁免和延期安排，仅是要求他们加强财政纪律。实际上，德国，法国这些核心国家都很难遵守，其他国家更糟糕，通过对财政数字的财务造假来规避，像希腊、意大利这些问题很严重。

　　欧洲的危机跟福利国家、实体经济的问题，还有救市时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偏好等等原因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