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晚报
一位母亲的十年
女孩离奇失踪生母苦寻7年嫌犯竟是后妈不见尸骨未被起诉母亲不平——
“我就想为我女儿讨个公道”
无论走到哪里，高秋红身上永远揣着女儿的照片——
在一片花团锦簇中，一个身材修长的女孩站在弹琴少女雕塑旁边，穿着高领毛衣，站得笔直，微笑着。
10年前，14岁的刘婷婷意外失踪，母亲高秋红苦苦寻找7年，杳无音信。
当她得知女儿下落时，却被告知天人永隔。
2008年，刘婷婷的继母李琼（化名）亲口承认伙同男子崇鑫（化名）杀死继女并埋尸。为此公安机关掘地三尺，却没有找到刘婷婷的尸骨。
2010年10月，因缺乏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北京一分检决定对李琼、崇鑫做出不起诉决定。
而得知女儿惨死后的三年，这位母亲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绝望和痛苦。
她坚持认为女儿就是被她的继母所害，为讨公道，她四处奔波、疾病缠身；她想过报复、自杀，但最终选择活下去，“我要亲眼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近日，她向一中院提起自诉，请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李琼、崇鑫的刑事责任。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北京市检察院专门召开检委会讨论案情，考虑到这位母亲的境况，检察机关提出对她进行适当救助。近日，一分检为她送去了2.5万元救助款。
丽案调查记者经过多方走访，了解了这起案件背后的感人故事。
蹊跷
14岁少女离奇失踪
2001年5月5日，这一天高秋红永生难忘。
晚上8点多，房山良乡镇明源北里小区，14岁的刘婷婷从母亲的摩托车上下来，回头冲身后的高秋红摆摆手，“妈妈，明天见。”
那是高秋红与女儿最后一次相见。
五一长假后，刘婷婷从良乡二中毕业，她打算报考北京航空职业学校，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名空姐。
中考之后的假期，她一直与父亲、继母同住。
趁着放假，她的母亲高秋红把她约到新建的区政府广场游玩，两人一起吃了晚饭。
母女俩约好了第二天车站见面，“她想让我陪她去看看昌平的学校。”高秋红回忆。
6日上午9点半，高秋红如约在公交车站等候，她踮着脚左顾右盼，一次又一次拨传呼台电话给女儿的BP机留言，却始终不见女儿来。
“明明约好的，难道是女儿忘记了？”高秋红心里纳闷，又等了一个小时，她只好先回了家。
第二天，她找到前夫刘小鹏，“他正跟别人下棋呢，头也没抬，说女儿跟小伙伴玩去了。”高秋红说。
看到前夫家里自己为女儿买的吃的还在，床头女儿的呼机里留言已经满了，高秋红心里充满了疑惑。
“难道是孩子爷爷奶奶把婷婷藏了起来？”高秋红原本以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不想让自己再见婷婷，但当她见到同样焦急的两个老人后，赶紧报了警。
至此，刘婷婷离奇“人间蒸发”。
怀疑
“我以为她把孩子卖了”
“女儿像我，性格外向，爱说爱笑。”高秋红常常这样对人说。
在她12年失败的婚姻里，女儿是她唯一值得骄傲的。
1965年出生的高秋红是北京丰台人，20岁时经人介绍嫁到房山区，与送变电所职工刘小鹏结婚。1986年，她生下女儿刘婷婷。
婷婷十分乖巧，长得也讨人喜欢。虽然家里生活条件一般，绘画、溜冰、跳舞，但凡是女儿想要做的事，她和丈夫都尽量满足。
在婷婷11岁那年，夫妇二人因为感情不和离了婚，婷婷归父亲抚养，高秋红搬离了刘家。
3年后，刘婷婷的父亲再婚，李琼带着她的儿子范阳（化名）来到了刘家。此后，婷婷几乎很少回到父亲那，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由于没有给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高秋红心有亏欠，每次见面都带女儿去吃好吃的，“每周三的早上一定会去接她，一起吃早餐，再送她上学。”
而跟母亲见面是婷婷话最多的时候，学校、家里的事她都讲给母亲听，其中，也包括她和继母的矛盾。
“婷婷曾经跟我说，因为李琼卖了我的衣服，她跟李琼吵了起来，还有孩子爸爸工龄买断得的10万块钱，李琼想要分，婷婷没有同意，她们关系一直不好。”高秋红回忆。
所以女儿失踪，高秋红第一个想到了孩子的继母李琼，认定这件事与她有关，“我以为她把孩子卖了。”
但高秋红毫无依据的怀疑，没有引起警方的关注。
找寻
四处刊登寻人启事
自从女儿失踪后，高秋红的生活一下子乱了。
找不到女儿，她寝食难安，无法工作，女儿究竟为什么走，她想不明白，“难道是女儿对家里不满，离家出走了？”
她在《北京晚报》、房山电视台都登过寻人启事。山西、河南、河北、天津、山东……她全国各地的跑，听说有像自己女儿的，她就不管不顾地赶去。
天不亮，高秋红已经穿戴整齐，踏出小旅馆的门。
她摸了摸随身背包里装好的寻人启事和女儿的照片,走到一处电线杆下，她停下来，掏出胶水，涂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纸贴到与人们视线平行的电线杆上，压平，一路走一路贴。
她举着女儿的照片，不顾羞涩地问陌生人：“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女孩？”
登出的寻人启事也有回应，有人按着上面的电话打过来，她一听说哪里有线索，立刻收拾包裹就去了。
也不乏有骗子打来的电话，高秋红绝不放过一丝希望，但她也非常理智，“我不上当，我先去看，找不到女儿绝对不给钱。”
为了省钱，在寻找女儿的日子，她就吃馒头、咸菜，“那时候不知饥饱，也不知冷暖，就是想把女儿找回来。”她说。
即使一个人到全国各地跑，她也不怕。找累了回到旅店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接着找。
坚持
病倒仍然不放弃找寻
长期不知疲惫地奔走，高秋红还是累倒了，她甲亢病发，住进了医院。“严重的时候，手哆嗦得找不到嘴，只能用嘴找手吃东西。”高秋红说。
她变得越来越能吃，却越来越瘦。没有钱支撑下去，她只能去打零工。一个大学生在知道她的事后，把婷婷的信息挂到网上，寻求网友的帮助。工友们知道她的境遇，都愿意帮忙，不论谁回老家，都带走一沓寻人启事，回去帮忙贴。
“你就当女儿远嫁了吧。”朋友劝高秋红，她含着泪不言语，坚信女儿总有一天会回来。
2004年，经人介绍，高秋红与现任丈夫结婚。丈夫一直支持妻子寻找走失的女儿。
然而，这样找女儿如同大海捞针。7年，在找寻间很快过去了。
2008年的一天，高秋红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她没想到的是，时隔七年，竟然等来女儿死亡的噩耗。
噩耗
继母承认杀女埋尸
2008年7月，李琼的儿子范阳因盗窃罪被捕，为了立功他揭发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在供述中说，2001年5月5日晚，继父刘小鹏不在家。他在客厅看电视，母亲李琼把电视声音调得很大，“我看见我妈和崇鑫进了刘婷婷的屋，刘婷婷大喊‘非礼’，然后就没声音了。整个过程我很害怕，一直盯着电视，不敢看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他记得当晚母亲紧张得睡不着，“眼睛紧盯着大卧室门口放着的壁柜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后他们把刘婷婷弄走了。过了三四天，继父他们才意识到刘婷婷失踪了。我妈单独跟我说，这事就你我和你崇叔知道，你对谁也不许说，警察问你，你也得说什么都不知道，别人给你钱，你也不能说。”范阳回忆。
他认为“母亲和崇鑫把刘婷婷害死了”，但杀人过程和刘婷婷的尸体他并没有亲见。
根据范阳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立即逮捕了李琼和崇鑫。两人都承认了用手、绳子勒死刘婷婷，用胶带捆绑尸体放入柜子，第二天晚上两人将尸体用床单包裹装进麻袋，再用人力三轮车运到后店村北铁路旁边的树林里，把衣服脱下将尸体掩埋。
至于为什么要对一个14岁的女孩下手，李琼的口供里说道：“刘婷婷常要钱买衣服，刘小鹏就没钱给我和范阳了，我劝过他，他夜里喝完酒回来还轰我和范阳，不让我们进门，我们只能在外面条石上睡觉。他们一家人鼓动孩子跟我对着干，我杀刘婷婷的目的就是报复他们家人，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为了报复，李琼找到了同伙崇鑫，“我让他帮我杀了刘婷婷，答应给他两万块钱。”
至此，刘婷婷失踪一案告破，2009年11月，警方向一分检递交起诉意见书，以涉嫌故意杀人、侮辱尸体罪对李琼、崇鑫移送审查起诉。
愧疚
前夫自责一年内病逝
当高秋红得知女儿被继母杀害的消息后，愣在原地。“这是人干的事吗？”她几乎晕过去。孩子父亲比高秋红先知道女儿被杀的结果，身体一下被击垮了。
一位认识刘小鹏的人对高秋红说起刘小鹏的情况，“脸色特别差，看着活不长”。
在女儿失踪之后的时间，刘小鹏曾多次询问李琼女儿的下落，还曾把李琼母子轰出过家门。之后他被李琼找人痛打了一顿，李琼因故意伤害被拘役三个月，此后两人离婚。
真相大白后不到一年，刘小鹏因肝病离世。“孩子父亲的死，多少带着自责吧。”高秋红说。
根据李琼和崇鑫指认的地点，警方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挖掘，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挖了一遍。
为了尽快得知实情，高秋红每两天就去一趟埋尸现场，“我要弄明白，我女儿究竟是怎么死的。”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李宏还记得，厚厚的一沓刑事卷宗独独少了尸检报告，“（公安局）挖了3个月，挖出一麻袋的骨头”，所有骨头送至公安二所一一比对鉴定，大部分都是动物尸骨，唯一发现的人骨也是老年男性的尸骨。
刘婷婷的遗骸没有找到，案件缺少了最重要直接的证据。
2010年10月18日，一分检对此案做出不起诉决定，“未在抛尸地点找到被害人刘婷婷遗骸，不能确定被害人死亡原因。李琼、崇鑫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这样的事实高秋红实在无法接受，“杀人偿命，他们怎么能被放了呢？”
为此她四处奔波，遭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我就想为我女儿讨个公道！”
杀女嫌犯被放母亲四处讨公道三年来心结难开女检察官助其走出阴霾
“如果没有她我活不到现在”
十年来，高秋红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在思念女儿的煎熬中度过的。
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忍心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她更不理解，明明“凶手”认罪了，为什么不能将其绳之以法？
她活在崩溃的边缘，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她想与“凶手”同归于尽，用自己的死来替女儿报仇。
幸运的是，她周围从来都不缺少好心人的帮助。一位与她同龄的女检察官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帮助她重生的旅程。
“如果没有她，我活不到现在。”高秋红感激地说。
谜案
挖掘半年女儿尸骨难寻
房山良乡后店村北小树林，高架桥上火车轰隆隆地呼啸而过，周围的新开发区正在盖房子，一道围墙与小树林隔开来，鲜有人经过。
树林里，几棵大树的树根暴露在外面，两只小野狗在旁边的垃圾堆寻找着食物。
高秋红跪在地上，用手挖出一个坑，把自己与女儿唯一的一张合照埋了进去。“孩子没了，就当她在这吧。”
以前，她常常一个人来小树林看警方挖掘的情况，四处打听案件的进展。“这片绿化带施工多次，中国移动和铁路都曾经在这埋过线，开发商盖房子垒过墙，时间这么久，尸体再找到很难了。”一个包工头对她说。
警方挖了近半年，仍旧没有找到刘婷婷的尸骨。因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李琼和崇鑫未被起诉而释放，高秋红夜不能眠。
“女儿啊，你告诉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托梦告诉妈妈，你不出来，谁也没办法了呀。”她跪在小树林里哭。
然而渴望梦见女儿的高秋红，从未梦到过女儿。
她变得迷信起来，“我找人算阴宅、每年都给女儿超度，钱大把花出去，我一点不心疼。”她只希望做这些能让自己绝望的灵魂得到寄托。
她有时在家呆着，一天都不出门，捶着胸脯问自己，“难道我做母亲的哪错了么？早知道，我当初说什么也不离婚。”
除了后悔和自责，高秋红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一位八十多岁的邻居心疼她，握着她的手说，“孩子，你就当做了一场噩梦吧。”
然而，高秋红在这场噩梦中，一直无法醒来。
神殇
怕伤心不愿出门
从前一到母亲节，刘婷婷总会送礼物给母亲。如今，那些小杯子和小发卡还放在高秋红的抽屉里，她舍不得用。实在想女儿时，她就翻出来，放在手里摸一摸。
不想让娘家人担心，一开始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她也从不主动跟丈夫谈起心里的事，“所有的苦我一个人受着就行了。”她故作坚强。
有一段时间她不愿意出门，最怕参加亲友的婚礼，也最怕别人问“你的孩子多大了”。这些都会勾起她的伤心往事，“如果孩子还在，她现在已经当空姐了吧。”她难过地说。
有时候，丈夫前妻的女儿会到家里玩，跟爸爸撒娇，高秋红看见了就偷偷抹眼泪，“我女儿没有这福气。”
丈夫也知道她心里难过，常常带她出去遛弯，劝她，“看在我对你这么好的份上，你也一定要好好活着。”可每次散步她都失魂落魄，不自觉地往小树林的方向走。
为了给女儿讨个公道，高秋红踏上了申诉的道路。她开始自己研究跟案子有关的法律知识，她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有证人有口供，“凶手”还可以放了？
奔走
为女儿四处讨公道
从八宝山地铁出口到一分检几百米的路，高秋红走了几步便坐在路边，双手支起膝盖休息，再起身，还没走几步又要停下来休息。
为了女儿的事，她的身体垮了。
她来到一分检控申处，副处长苗京梅正好当班，接待了她。“看她第一眼，我感觉她就要崩溃了。她说如果法律不能主张正义，她就杀了他们。”苗京梅记得高秋红当时绝望的眼神。
高秋红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事，苗京梅低着头强忍着眼泪。不留私人号码给当事人的苗京梅破例给了高秋红自己的手机号码，“你随时可以给我打。”她心疼这个母亲,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回到家中，苗京梅给女儿做好饭，端着碗，眼泪才扑簌簌地掉下来。看女儿有些担心，她说，“妈妈今天接待了一个阿姨，她有个跟你一样大的女儿，也学跳舞……”说着就搂着女儿大哭起来。
当检察官28年，这是她头一次为了一个当事人落泪。“不是做母亲的，真的很难体会那份痛苦。”同为母亲，苗京梅希望能把她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她从承办检察官李宏那了解案情，控申处也就此案开了多次会议讨论，王化军副检察长听取案件汇报并接待了她。大家都想帮帮这位母亲。
求助
向女检察官倾诉痛苦
苗京梅也希望高秋红女儿的案子得以昭雪，但她知道法律对于证据标准的规定。她给高秋红讲黄河抛子案。
2009年2月，因12岁的儿子与继母不和，不堪精神折磨的男子樊兆焱亲手将儿子扔进黄河，随后自己也跳进河中。该男子幸运生还后自首，但孩子至今下落不明。樊兆焱的律师辩护时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认为法律上无从认定孩子已经死亡的后果。最终樊兆焱被判无期徒刑。
“黄河抛子案之所以能定罪，是因为樊兆焱曾留下遗书，并有人亲眼看到凶手抛下孩子。虽然没有找到尸体，但案发时天气寒冷，不会游泳的孩子被抛入黄河中心没生还可能了。”苗京梅给高秋红分析证据的必要性。
高秋红常常抱怨法律不公，苗京梅跟她解释，“一个人确实借给了别人两千块钱，但是没有证据，法律不可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债务，只有证据，法律是证据支持下的正义，虽然这个证据也许跟真实的情况很接近，也许满拧。”
李宏也常跟高秋红解释，“（检方）不起诉不代表他们就没罪，一旦证据发生了变化，案子就会有转机。我能体谅你的痛苦，但是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错抓错判。”
渐渐地，高秋红明白了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只是她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个结果。无助的她只能想到极端的手段。
夜里一点，她给苗京梅打了个电话，哭着问：“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我一定杀了他们，我自己也不想活了。”
已经睡下的苗京梅赶紧起来安慰她，在电话的一端陪着她，一句话说到高秋红心坎里，“万一案件有转机了，孩子亲人都不在了找谁做DNA比对呀？”以后只有找苗京梅聊一聊，高秋红才能睡踏实，3年多来她们打了几百个电话。无论白天黑夜，只要高秋红想不开了，她就给苗京梅打电话倾诉，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把她当我亲人一样。”高秋红说。
释怀
“我要好好活着”
为了能让女儿的案子引起重视，3年来，高秋红去司法局咨询，给政府写信，向市检申诉。
她每次行动之前都主动找苗京梅商量，她愿意用合法的手段解决问题。
有时，高秋红感慨自己也很幸运，周围有那么多帮助她的好心人。她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丈夫病退在家，靠低保生活。
派出所的民警为她介绍工作，她没有去，“我身体这样，做不好怕大伙为难。”
她的经历引起北京市检察院的高度重视，专门召开检委会，提出对她的案件进行讨论。市检的检察官与市局刑侦队的警官多次到挖掘现场及周围几公里进行调查，都没有新的进展。出于对一个执着母亲的感动，市检提出对她进行适当救助。
2011年3月，一分检为高秋红捐助了2.5万元的被害人救助款。
几天前，高秋红给苗京梅打电话，聊起自己一个朋友，被查出了乳腺癌。她自己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结果正常，她才如释重负。
“我感觉我走出来了，我不能死，我要亲眼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她对苗京梅说，“我要好好活着，我就盼着，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近日，她向一中院提请刑事自诉，要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李琼、崇鑫的刑事责任。
祭奠
不敢独自祭拜女儿
2011年清明节，高秋红起了个早，一个人悄悄地出了家门。
天灰蒙蒙的，她骑着自行车，抬头看了看密布的阴云，又努力蹬了几下，在离家不到2公里的后店村村口停了下来。再往北的小树林，就是被嫌犯供述的女儿尸体掩埋地。高秋红无数次地来过这里。
跨着车子，她望着前方犹豫了一下，掏出手机，给片警王宏龙拨了过去。“我想看看我女儿，你能过来和我一起去吗？”电话里的高秋红有些不好意思，“我怕碰见他。”
高秋红说的“他”，正是涉嫌杀害女儿的崇鑫。前几天，她在路上碰见崇鑫，得知他就住在附近。而李琼早已经搬走，不知所踪。高秋红其实不畏惧死亡，但女儿的死让她抑制不住内心里对崇鑫的恐惧。
电话那端的王宏龙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下来,陪着高秋红一起来到小树林。
时隔三年，当年挖掘的痕迹依旧可见，一直强打着精神的高秋红突然佝起后背，缓缓地跪了下来，两行眼泪浸湿了膝盖前的泥土。“女儿，妈妈尽力了，我一定把能走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不留任何遗憾。”
燃烧的纸灰同火焰一起狂舞，卷着边儿飘向树林深处。
记者手记
要带女儿照片去旅行
初见高秋红，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明黄色的短袖上衣，领口嵌着花边，胸前缀着一条银白色的转运珠项链。
这条项链花了她98块钱，没钱买白金项链，她挑了一条银的。“平时不戴，出门的时候才戴。”她声音略显嘶哑，长期的哭泣和倾诉让她快要说不出话来。
提起女儿，刚刚还微笑的她立刻紧紧抿起嘴唇，低头不语，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下来。
这些年，高秋红总觉得自己的眼泪快流干了，可是每说起女儿，那股悲伤总是没法阻挡。
她懂得感恩，在最悲伤的时候，嘴里还总是挂着“感谢”。
她对记者说她正在攒钱，“女儿一直想去故宫，我只带她到门口转了转。”她觉得遗憾，“以后我带着女儿的照片出去走走，我们母女俩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张爽一分检王潇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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