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中国人镜头下的靖国神社
对话旅日华人、纪录片《靖国神社》导演李缨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对于日本人来说，靖国神社只是一座收容了246万日本灵魂的普通神社吗？对于中国人来说，那里只隐藏着中国八年苦痛而羞辱的民族记忆吗？
李缨很想走近靖国神社，解开这个在他心里纠结了几十年的结。
2008年，由一个中国人拍摄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公映，引起轩然大波。而它的导演就是旅日22年、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纪录片导演的李缨。
但《靖国神社》的公映并未让李缨找到解开这段历史纠葛的钥匙，他于近期又出版新书《神魂颠倒日本国》，作为《靖国神社》的“续集”。
前几天，当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在任期内不参拜靖国神社时，李缨却未像一些国人那样，感觉心里稍有放松。9月10日，在与本报记者对话时，他仍时有迷茫。
齐鲁晚报：最近，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在任期内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你注意到了么？
李缨：稍有关注吧，但只是当一般新闻去看。靖国神社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首相参拜不参拜那么简单的问题。靖国神社带给中日两国人民的不只是政治问题，更是民族感情问题，这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很深远。
齐鲁晚报：20多年前，你刚到日本时，看到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也是这么淡定吗？
李缨：1997年，我代理一部由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于是我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去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研讨会上，放映了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
当时我很受刺激，是条件反射式的刺激，当时我就想抡板砖砸过去。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知道，当年“百人斩”的两个战犯也在靖国神社里面……这些都很触动我。
齐鲁晚报：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你萌生了拍《靖国神社》的念头？
李缨：我想我是受刺激了，于是想表达出来。中国人肯定离不开自己的中国式民族感情，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又看到日本有很多好的地方，这种纠结，你无法摆脱，更无法认同。这是情感跟理性的一种困境，就像日本人无法面对历史，而我又无法面对现实的日本。
齐鲁晚报：你想摆脱这种困境？
李缨：拍《靖国神社》就像人有病，要找药。在日本受的刺激成了我拍电影的动机，首先是我自己要治病，治自己跟现实日本过不去的病。所以我要了解清楚，明白我的感情到底是在哪里过不去，后来我发现日本对历史的很多症结都出在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日本感情和认知最纠结的地方”
齐鲁晚报：听说这部《靖国神社》你整整拍了十年，通过这些年的了解，你觉得，靖国神社对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
李缨：靖国神社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表达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的一个舞台，还是许多日本亲人灵魂的安息地。日本人知道靖国神社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但是在个人感情上，他们去祭奠参拜，又符合东方人的情理。这是日本战后社会感情和认知最纠结的地方。
齐鲁晚报：你对靖国神社是不是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记得你说过，《靖国神社》是你写给日本的一封情书。
李缨：情书因为爱而产生，爱对方多数时候是赞美对方，但是如果意识到对方做法不妥的话，你也要说出来，这也是一种爱。说实话，我对日本非常有感情，毕竟我在那里呆了22年，如果我只是一名观光客，去看看，过后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那我也不会产生这种感觉。我和许多旅日华人是要与日本共同生存的，我们生存在同一个地方，在东京，我们需要一个共通的意识。
齐鲁晚报：影片公映之后，你觉得目的实现了么？
李缨：很难，很多人觉得不愉快。就像你跟人说你有病，对方肯定不高兴，但是却激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争议和思考。这就是我要达到的效果。
齐鲁晚报：听说在靖国神社里，祭奠者能找到每一位死于二战的日本军人的名字和照片？
李缨：我的摄影师的舅舅死于硫磺岛战役，他去靖国神社寻找一些他舅舅的记录，结果所有资料都有，他舅舅是什么时候战死的，什么军衔，在什么环境下死亡的……那里保留了每一个人所有的档案记录。它从来都不是虚无的、抽象的。
齐鲁晚报：据说里面还供奉着军马的牌位？
李缨：那不是牌位，是塑像，纪念出征的战马，连军犬都会纪念，它们也成了神的一部分，被供奉着。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在靖国神社，不管是甲级战犯还是一匹马，只要参加了对外战争，靖国神社对他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李缨：可以这么说。因此，东条英机这些甲级战犯的牌位放在靖国神社里，在日本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
齐鲁晚报：日本老百姓怎么看待这个地方？
李缨：很复杂，他们知道那里有国际争议，但是那里又有自己的亲人。在靖国神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男孩对女孩说：“请照顾好我的父母，如果此生难以再见，那我们就在靖国神社相见吧。”虽然日本人对那场战争的立场不同，但这个故事却让所有人泪流满面。
| [1] [2] [下一页]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