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做‘老高’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
本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郑菊珠拖欠款项涉及百余户人家，总金额约3亿元，其中现金1亿-2亿，票据约1亿元。这些债主的一个共同点是，“听说郑菊珠赚钱有道，信誉极佳。”随后他们就把钱“放”在她那里，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货款。
“我听说最多的被欠了1000多万”，前文提到的维修店店主说，“还是个上岁数的人。”
“做‘老高’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在温州采访期间，本报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假如放出去100万，按照月息5分来算，一个月利息就是5万，一年下来就是60万，”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副会长、温州市诚鼎房地产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良溪告诉本报记者，这样的来钱方式，比一般做实业“要快得多，高得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
按此推算，投资100万做实业，企业毛利至多10万，而且还需要“费心打理企业，处理各方面关系”。
所以，尽管明知道风险巨大，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利息会随着资金的倒手，越变越高，只要链条不断，参与其中的人都会稳赚不赔，何乐而不为呢？”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像“炒楼”一样“炒钱”？
9月8日，温州天气依旧闷热不堪。
尽管接二连三遭遇老板“跑路”，这里的民间借贷似乎仍未降温。徐良溪对此显得很是担忧。
“温州人都很精明，凡是能发财的机会，都会被他们发现，”徐良溪告诉本报记者，“这次的民间借贷，跟温州人以往‘炒房’类似。”
“温州炒房团”全国闻名，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将手中巨量资金投入某地，一次性购置大量房产，然后“等升值后再借机抛售”。
这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炒作”的结果。
“民间借贷最基本的分三部分，”徐良溪说，“借款人、放款人和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其中，担保公司(或担保人)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都是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将一些人手中的钱组织起来，再统一放出去，”徐良溪说，“可能贷的时候5分，再放出去就变成1毛了。”
值得注意的是，担保人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借款人、放款人随时都可能变身“担保人”，这样，最终结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借贷放贷”网。
如果将网上的每个节点都看做一个一个的投资者，贷款最终还是要落到实体公司身上。
“他们最需要钱，但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最高。”有知情人士如此分析。
“甲以4分月利息把钱贷给乙，乙再以8分利息贷给丙，丙继续以1毛利息贷给丁……”当这笔钱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时，“已经不知道倒了几手，利息翻了几番了。”徐良溪解释说，就这样原本利息不高的贷款，一步一步成了高利贷。
“说白了，就是把钱当做一种‘商品’，一级一级地进行‘热炒’。”徐良溪说，很多人都只顾着“炒钱”，而不顾后果，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很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连环受害，最后倒霉的是实体企业。
有钱人的钱无处可放，需要钱的人却贷不到钱
9月9日，本报记者在温州城西一处工业园区看到，这里密密麻麻分布着服装、鞋、化工、机械等各种公司，小至平房家庭作坊式，大至高楼车间，基本都处于开工生产状态。
但这些似乎只是“表面的繁荣”。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可用“求钱若渴”四个字来形容。
“目前，温州已经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他说。
对于温州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他们都需要资金的保障来维持、扩大生产经营，但现实却是，在目前银行银根紧缩的情况下，“从银行贷款太难了”，徐良溪告诉本报记者。
“现在温州的情况是：有钱人的钱无处可放，需要钱的人却贷不到钱。”华泰证券分析师张力告诉本报记者，他将温州目前出现的这种现象根源归结为“国有经济ⅴS民营经济”之争。
张力表示，由于今年以来货币政策不断收紧，现在温州中小企业基本贷不到款，“并不是说没钱可贷，而是不放贷。”
张力说，银行不放贷并非针对所有企业。“石油、化工、电力等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由于信誉高，人脉关系好等原因，不愁贷不到款。”
这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逼迫中小企业只能走民间借贷的路”。而一旦走上这条路，很多企业就再难以翻身。
另一方面，张力认为，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镇，温州囤积着大量民间资本。
周德文了解到的情况是，“温州民间借贷大约达1200亿的规模”。这个数字大约为温州银行同期贷款余额的五分之一左右。
“大量的闲钱，对应的却是少得可怜的投资渠道。”张力说，“以前温州人热衷炒房，现在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严控房价，致使炒房增值的渠道也被堵。”在张力看来，温州民间很多闲钱正是因为无处可去，才钻了民间借贷的空子。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却无处可借。”张力认为，这正是贷款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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