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云南网
女记者的心理独白
关于工作
“其实，我们记者不单是媒体工作者，也是社会工作者。我们的工作，不是说喜欢做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很多时候，遇到的人，遇到的事由不得自己。”
关于赴约
“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我只知道要去见的是一个从未谋面的犯罪嫌疑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投案自首是不是他的真正目的？要是见不到面怎么办？要是见面以后他有别的要求怎么办？要是见面以后他改变主意又该怎么办？”
关于嫌犯
“我握住那只手，手很瘦，冰凉的。我看他的脸，笑容有点不自然。我也对着他笑，鼓励他，这样的选择是对的。”
夜黑风高，自称姓徐的男子在电话里说，他曾犯过强奸罪，负案在逃3年多。今晚很想自首，但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走进公安局。希望我能与他见面并帮助他投案自首。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多，他同意当晚就去公安机关自首。并告诉我，他在大板桥等着我……
作为记者，新闻发生时，我应当在现场。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深夜去见一个自称犯了强奸罪的男人，帮助他投案自首，这样的故事似乎很离奇，我，应当以怎样的身份去这个“现场”？
2011年9月17日晚10时33分，我从家中动身，前往大板桥，兑现我的承诺：与他见面后，送他去公安机关自首。
1 同学感慨
记者工作真不容易
前日是周末，恰逢休息，我和两个高中同学晚饭后在家中喝茶聊天。自高中毕业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此次同学重逢，源于第一次劝说杀人在逃嫌疑人投案自首的事。同学潘一金如今是个商人，另一位同学张立新当了医生，而我，是一名记者。许久不见，相谈甚欢，但我发现他们对记者这个行业并不是很了解。
晚上9时28分，报社热线给我电话，说有个姓徐的男子自称是网上追逃嫌疑人，想要我的私人电话，我同意了，并向热线要了男子目前的电话号码。
这个热线，扰乱了我们同学小聚。也让我的两个同学目睹了记者工作的另一面。
两个同学都认为这很危险，不约而同地阻止我，并让我冷静。我知道他们很为我担心。但是，男子指名要和我联系，我要是置之不理显然不合适，或许他真有苦衷，急需我的帮助。
“其实，我们记者不单是媒体工作者，也是社会工作者。我们的工作，不是说喜欢做就去做，不喜欢就不做。很多时候，遇到的人，遇到的事由不得自己。”我和同学解释，然后拨通了徐姓男子的电话。
对话声很清晰，两个同学都能听到男子的说话声。当男子在电话里提出要我去见他时，他们立刻拼命摇手，示意我不要同意，并建议我第二天再和该男子谈见面的事。
但徐姓男子在电话里说，他心里很矛盾，逃亡这3年多来，他常常是今晚想好去自首，第二天醒来又没有勇气。他说：“汤记者，你可不可以今晚来见我，我怕我明天早上又改变主意。”
“你在昆明吗？如果在，我今晚可以来见你。”我问他。
“我在昆明，就在大板桥。你来，我在大板桥等着你……”
通过电话对话和以前几次劝说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经验判断，男子自述的情况可信度蛮大。
挂断男子电话，时间是晚上10时33分，我开始做出发准备。潘一金和张立新很无奈，表情很痛苦，还带些同情。他们说：“平时看到的只是报道出来的部分，其实，大家看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今天我们终于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
两个同学跟着我下楼，报社的车很快也赶到了。分别时，同学不住地叮嘱我小心，保重。那场景似乎不是告别，而是诀别。
2 深夜赴会
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
这是一场怎样的约会？出发时，我将此事告诉了一直在关注我的央视《讲述》栏目记者何方南老师。今年5月，他曾和我一起送杀人逃亡4年的嫌疑人相锐回西安。
前往大板桥的路上，何老师让我们等他，他说他到办公室拿了机器就来。
我们把车停在了小喜村收费站等何老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徐姓男子继续打来电话，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我们到了小喜村收费站，我的同事和我一起来的。徐姓男子说没有关系，只是不要带警察来。
我听出了徐姓男子话中隐藏着恐惧，他害怕被警方抓捕，害怕投案自首不成功。
何老师一直不到，我很焦急。因为这时，男子的心理是特别脆弱的。或许一点细节的差错，都会导致他改变投案自首的初衷。如果见面的时间拖长了，可能会动摇他对我的信任度，从而改变他投案自首的决心。
晚上11时11分，何老师开着车赶到了小喜村。他一个人，要摄像，然后我就去开他的车。平时开车从小喜村收费站到大板桥感觉要不了多久，但这一次，我感觉这段路特别远。开车时，我感觉有些心慌，会车时好多次忘记关远光灯。
何老师打趣地说：“你做这工作都是老同志了，还紧张吗？”
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我只知道要去见的是一个从未谋面的犯罪嫌疑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投案自首是不是他的真正目的？要是见不到面怎么办？要是见面以后他有别的要求怎么办？要是见面以后他改变主意又该怎么办？设身处地站在即将和我们见面的那个人的角度想，情况极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到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回想他和我通话的所有内容，一遍又一遍判断，一次又一次思考接下来的每一步怎样走，才能走得万无一失。
2009年3月23日晚，我接到兰州籍网上追逃12年的嫌疑人王会（化名）的约见电话，2009年4月30日晚我接到重庆合川籍网上追逃19年嫌疑人李宏的约见电话，2011年5月27日晚我接到西安籍网上追逃4年嫌疑人相锐的约见电话，这一次，同样又是一个自称网上追逃嫌疑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堪逃亡的艰难生活以及心理重负，渴望亲情。想改过自新，但是担心投案自首行为不被认可，又唯恐遭遇法律的不公正判决。
3 成功见面
他慢慢朝我们走来
终于到了大板桥镇，时间是晚上11时43分。子夜时分，街上有一些忽暗忽明的霓虹灯。几处冒着烟的烧烤摊边有几个人正在吃喝，根本无暇顾及身边有什么情况。偶尔有大货车隆隆地驶过街道，很快又静悄悄一片。此时，整个大板桥镇都好像睡着了。
要找我的徐姓男子在哪？我拨打他的电话，他接听了，但电话里声音嘈杂，好像与我眼前的情景不太相符。
“你到大板桥了吗？你在什么位置？你的车牌号是多少？”他问我。
我停下车，下车四处张望，把能看到的最大目标告诉他。最后，我说我们的车停在一个烧烤摊的旁边。
他说：“我看到你了。”随后挂断电话，但我仍在继续四处张望，希望看到他。
看不到他我很紧张，于是我又拨通他的电话：“我们来了两辆车，都是记者。我们报社的和央视的何老师。”我觉得应该和他解释一下我们为何来了两辆车。
“我在你们后面。”他说。我立即转回身向来时的方向望去。昏暗的路灯下，一个瘦小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正慢慢朝我们停车的位置走来。
都挂了电话，我迎着他走过去。
越来越近，我看见他向我伸出右手：“汤记者你好。”
我握住那只手，手很瘦，冰凉的。我看他的脸，笑容有点不自然。我也对着他笑，鼓励他，这样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到那边坐坐好吗？我有朋友在那边。”他说。
“朋友？他也来送你的吗？”我们没想到他还有朋友，也没想到他还要我们和朋友坐一下。这些朋友是什么人？有什么动机？慌乱之中，我说出了前面这句话。
“他不送我。我只是想和他告个别。”他说。
“你们刚才不是一直在一起吗？要不你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去送你。”我说。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跟他去见他的朋友，那样的话我们会很被动。我担心好事变坏事。
在大板桥镇清冷的街边，我努力像朋友似地和他对话。一番劝说后，他上了何老师的车，我仍然开车，他坐副驾位。
4 浪子回头
我最愧对我的家人
上车后，我们继续聊天，何老师不说话，默默在后排摄像。
“我是2008年5月犯的事。我是曲靖人，事情也发生在曲靖。事发后我就跑了，再也没有回过曲靖。事发那天，是我朋友的女朋友过生日。当时，我们有4个人，先到酒吧去喝酒，我喝得有点多，从酒吧出来后，我想回家，但是那几个朋友说还有事，要我帮忙。我听说朋友有事，就留下了。然后我们坐出租车到西山区一个新建的学校附近。他们下车去了一家黑网吧，我在出租车上等。之后，他们带了两个姑娘来，我们一起打出租车到了南城门附近一家旅社开了房间……那天我可能是喝多了，之后的事……唉……我不好意思说。好后悔！这些年，逃亡的日子没一天是好过的。我愧对我的父母，愧对我老婆，更愧对我的儿子。今年我儿子7岁了，我逃走的时候，他才3岁多。我不敢想象，将来儿子会怎样看他的父亲……” 之后，他哭了。
“你现在的选择是明智的，能有勇气跨出这一步，证明你对未来还有信心。我们支持你。”我说。
“农历八月十六是我妈妈的生日。她今年54岁。那天，我忍不住给她打了个电话。我妈妈劝我投案自首，我爸爸也劝我，听到他们在电话里哭泣的声音，我也哭，心里特别难受。我想，要是我现在去投案自首，不管判多少年，我出来以后还能有堂堂正正做人的一天，还能在父母跟前尽个孝。要是我再这样下去，我父亲说，他死了都不会让我知道。还有，我老婆也原谅我，她说，只要我改过自新，她可以不计前嫌等着我。”他一直在流泪。
“其实你是一个最幸运的人，你犯了罪，你的父母、妻子都能原谅你，包容你，这是你最大的福啊！你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这份亲情。现在你投案自首，好好表现，赎罪之后，有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接纳你。也算你能想明白。”我说。
“放心，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会认罪服法。”
昨日凌晨1时许，我把徐勇（化名）送到了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刑侦大队。省公安厅政治部的严波、五华刑侦队的张戟队长已经在大门口等候。
今年5月27日，我送杀人逃亡4年的嫌疑人相锐来时，是他们在等候。这一次，尽管是凌晨时分，我送徐勇来，他们依然在这里等候。
进了办公室，打开电脑，我看到了网上通缉的内容，基本与徐勇所说相符。他看过后，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那个网上通缉的人就是自己。
张戟对我说：“以后要是还有找你们投案自首的，你们就送过来。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欢迎。”记者 汤兴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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