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蓝海中国

　　海洋觉醒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9号，坐落着中华世纪坛，其主广场用960 块花岗岩铺砌而成，象征960万平方公里中华大地。广场东西两侧的流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令张世平纠结的是，这个跨世纪的纪念地标中却找不到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踪影，“毫无疑问，国人的意识中长久地缺失了海洋。”

　　1433年，郑和在最后一次西洋之行的返航途中病逝。这年夏季，船队驶回太仓刘家港不久，明宣宗诏令，“下西洋诸番海船悉令停止。”张世平的感受是，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大多数国人意识似乎还未从570多年前的“禁海令”中突围出来，“今天随便问国人我国版图有多大，十有八九回答是960万平方公里。”

　　“假如这样的回答传到南沙哨所的海军士兵那里，海防战士们作何感想？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中国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张世平认为，把我们的陆地领土和海洋国土连在一起看，中国版图就不再是一只雄鸡，而是耸立在欧亚大陆东部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从渤海、黄海经台湾以东海域至南沙群岛曾母暗沙，再上括到海南岛至北部湾，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是这支火炬的蓝色托盘和手柄。”

　　数千年来，漫长的海岸线一直未能促成海洋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无论是郑和七下西洋的戛然而止，还是北洋舰队覆灭黄海，农耕社会不可能产生旺盛的海洋精神。只有农耕社会向海洋贸易转型时，一个民族的海权意识和海洋力量才能获得最原始、最强大、最持久的解放。

　　“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引发海权的第一要素。”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倪乐雄的论断更直接，只要国家同海洋发生关系，进而形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迟早要召唤强大的海权，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也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

　　以加入WTO为标志，当代中国已经成为这一历史规律的鲜活教案。中国的贸易开放始于1978年，真正成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却是以2001年为开端：

　　2001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比重为4.2%，与美国的差距是28个百分点。2010年，这个比值提高到9.5%，与美国差距缩小为14.1个百分点；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量5097亿美元，全球比重4%，与美国差距9个百分点。2010年，贸易量达到29728亿美元，比重提高到9.8个百分点，差距缩小为0.9个百分点

　　张世平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数字承载的现实是：迄今为止，中国开辟了39条远洋航线，通达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中国40%的生产资料来自海外，65%的产品要销往世界各地；尤其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即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通道，“三海”-南太平洋-巴拿马运河，承担着中国全球经贸总量95%以上的运输量。

　　中国正在从大陆国家急剧演变向现代海洋国家，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大趋势。当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宣传手册强调“美国为什么要保持全球军事存在，因为美国商业利益全球存在”时，中国海军护航索马里、“徐州号”护卫舰利比亚撤侨，以及8月10日试水训练航母所象征的民族海洋意识觉醒，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走向公海

　　“中国是陆地大国和濒海大国，但只要除以13.4亿人口，从人均资源量上就变成了‘陆地小国’和‘濒海小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土资源部特聘专家方克定对中国海洋国土、准国土的现实和对海洋认识的发展理解很深。

　　在全球海洋64个“大海洋生态系”中，中国占有三个，分别是编号为36号的南（中国）海、47号的东海和48号的黄海；在全球19个海洋渔区中，包括南海、东海、黄海在内的中国海为其中之一；在沿海大国中，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濒临三大洋，澳大利亚、印尼、南非、阿根廷和智利濒临两大洋，中国作为单海洋国家，海陆比只有0.31，只及世界沿海国家平均值的一半。

　　1890年，马汉发表《海权论》，强调“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大国”；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公告》，公布了大陆架范围，也即后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前奏。以这两次事件为中心，世界掀起了两次大规模圈海高潮。在这两次“圈海”中，中国不但驻足其外，而且还身受瓜分之害。

　　“也因此，中国海实际上不单是大陆边缘的‘陆缘海’，而且是被岛链、群岛封围的‘陆中海’，受陆海关系制约很深。世界银行《2009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西非8国是（陆地）边界最密集区，边界厚度造成‘分割’（Division）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有‘亚洲地中海’之称的南（中国）海则是海洋边界最密集区，也饱受分割之累。”方克定指出，海上邻国多，除了海洋划界争议多，陆中海的半封闭特征也造成中国海要与其他海域联通，不得不穿过许多海峡链（群），“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复杂情况都来自‘海制于陆’的地缘因素”。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海的另一个特点是，北起渤海、黄海，经过东海和台湾岛，直至南海，是一个南北跨越38个纬度的狭长海域，“堪称亚洲国家最长的纵向‘海廊’，也可以喻为‘护城河’”。相对中国当今的经济体量而言，战略纵深太窄，越来越难以发挥与中国国力发展相匹配的海洋功能。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沿海地区扩张式发展已近饱和。比如，由于近海机动渔船数量过多、超限捕捞，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以至不成渔汛；沿海工业项目布局过密，围海造地炸岛毁礁，对海洋生态的破坏和污染也达到了自然环境难以承受的地步。

　　“形势是逼着中国向外海、远海走。”方克定说，过去那种坐地观海、依陆揽海、圈地夺海的陆海统筹已孤掌难鸣，要同以海洋为主导的海陆统筹相辅相成，“所谓海陆统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入公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海即是公土，它属于全人类，依法进入公海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捕鱼自由、海洋科研自由、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的自由和建造人工设施的自由。

　　1991年，中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国际海底开发先驱投资者，拿到太平洋中部15万平方公里的国际海底开辟区。1999年完成开辟区调查后，获得7.5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金属结核矿区。这片由中国科研人员精心挑选出来的富矿区，面积接近江苏省，多金属结核储量5亿多吨。今年7月底，中国在西南印度洋国际海底区域又获得了1万平方公里的热液硫化物资源矿区。

　　全世界海洋的总面积为 3.6亿平方公里，其中公海的面积约2.3亿平方公里。据统计，世界海洋3500～6000米深的洋底储藏有3万亿吨多金属结核，其中锰的资源量可供世界用1.8万年，镍可用2.5万年；全球石油可采储量大约3000亿吨，其中海洋石油储量1350亿吨，约占45%。

　　“随着陆地资源瓶颈加剧，仅靠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内的多种资源也难以为继。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强海洋能力建设，快速提高海洋综合实力，做大做强远洋产业和深海产业，逐步扩大在公海和国际海底矿区的活动空间，依法分享‘六大自由’，中国的战略主动权就会越来越大。”方克定认为，这种由外及内跳出“陆中海”困境的跨越，是“反弹琵琶”的一招，值得期待，“也因此，中国海洋战略应当以陆基型的‘陆海统筹’与海基型的‘海陆统筹’并举，最终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