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蓝海中国

　　超越“海权论”

　　走向公海，对中国而言的当务之急，就是国家海上力量的完善。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冯梁对海上力量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确保国家合理利用海洋和发展海洋，确保国家在海上方向谋求持续发展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保证力量的总和。”

　　具体讲，“它不仅包含海洋意识和海洋法规等软实力，而且也包含军事、经济等硬手段；不仅表现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也表现在拥有强大的以海洋为舞台的国家海上整体力量，后者又体现为国家海洋研究和开发力量、造船力量和远洋运输力量等；不仅表现为国家意志和决心等无形的战略决策层面，而且也表现为国家的机制运行等有形力量。”

　　这位参加过中美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的前南海舰队驱二支队副参谋长，列出了组成其核心力量的六大要素：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海军；一支以大型远洋运输船为骨干的强大的商船队；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渔船队；一支强大的海上科学考察、海洋资源勘察开发力量；一支包括海上执法队、海上缉私队、海洋秩序监察队在内的综合性海上执法力量；一个完善的海上基础设施体系。

　　目前，这六大要素显然与海陆统筹战略的需要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中国海上力量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得到较大的改观。现在值得国人深刻思考的问题是，面对“本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大局，以怎样的思想准备指导中国海上力量有效发挥其维护和平发展的保障能力？

　　“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既不能完全遵从马汉的理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协作’。”倪乐雄阐述了自己的分析，因为前者预设前提是“世界前景不存在和平的希望”，后者预设前提是“战争已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海权战略的预设前提应该是“世界前景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在“国际协作”和“丛林法则”之间寻求平衡点。如此以来，他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既能迎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降临，也能从容应对“霍布斯时代”的卷土重来，“中国强大的海权之剑不会也不应该架在别人的脖子上，但要把别人架上来的剑隔开。”

　　现在，在张世平看来，“中国刚刚走向海洋，海洋战略还在不断充实之中。但中国海权的目标不变，拥有四大洋完全的航行自由权；中国海洋战略的主要方向不变，关系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海洋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不得。目前，中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海洋意识尚在启蒙时期。”不过，这位国内最早系统性研究中国海权的军事研究者预言，一旦中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实现了思想的转变，中国必将开创出全新的大海洋时代，“就像洪洞大槐树，一旦花开叶散迈开‘走出去’的步伐，四洋之大将是中华民族枝繁叶茂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