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漏油：谁为渔民索赔？

　　诉讼之难

　　9月份当记者再次来到这些养殖基地时，渔港已是一片凄清。死去的扇贝堆满了他们简陋的小院，仅钮扣般大小。对于大多数渔民来说，自从海水受污染的消息传开后，债主们急了，催债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可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同样的情景一幕幕在一桩桩环境维权事件中循环上演。绝大多数环境污染案件都是复合型污染，对污染行为和后果的因果关系考量具有广泛性和间接性，个体的受害者基本上找不到侵权和受害的因果关系。

　　回忆起几年前的那次维权经历，乐亭县的鲁月波唯有一声叹息：“渔民太弱势了！”2006年3月，鲁月波等人发现他们的养殖场附近漂来大量原油，渔民们纷纷捡拾油回家生火。养殖户们的贝类随后大量死亡。

　　渔民们不知道这些原油来自哪里，只好各家各户四处打听污染源。各部门除了清理油污，没有对他们透露更多的信息。

　　起初，渔民们逐级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但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和结果。鲁月波又向农业部提请事故调查，农业部答复，需要等待国家海洋局的事故报告，方能做进一步调查。鲁月波等人对农业部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部派出了工作组，委托专业机构做出渔业经济损失评估报告。

　　直到次年年初，渔民们才从国家海洋局发布的《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中得知，中石化在这次漏油事故中存在瞒报行为，被处以5万元罚款。

　　原来事故起因是，犯罪分子在中石化胜利油田的海底输油管道上打孔盗油，造成原油外泄。中石化瞒报事故一天，被处罚。

　　了解事情的真相后，鲁月波联合牛毅、高维华、陈长江、安进来、韩万江等6位养殖户祭起了维权大旗。2007年9月，他们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中石化、胜利油田以及中海油等被列为被告，养殖户索赔渔业污染损失3066.8万元。由于无法取证，律师在起诉书中所引用的证据几乎都是媒体报道和环境公报。

　　由于不能证明渔民和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同这次溢油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渔民们提交的证据在被告那里“成了麻杆”。

　　此案经历了3年的反复诉讼，最终双方庭外达成和解，渔民们获得了诉讼标的额40%的补偿。这次事故之后，鲁月波结束了多年的养殖生涯。他感到渤海的生态环境太脆弱了，在这种环境之下渔民的养殖场更是弱不禁风。

　　除却法院是否受理，证据链是否健全之外，高昂的诉讼费用和经济损失评估费用也是横亘在渔民面前的一道难题。杨基珍向天津、青岛的海事法院咨询得知，即便是法院立案，如果要索赔1亿元经济损失，就要交纳百万元的诉讼费用，目前养殖户损失惨重，无力支付这笔费用。况且，他们的损失绝不仅是1亿多元的贝苗损失，如果此次事故的污染损害长期持续，今后这一带海域能否从事相关养殖尚未可知。

　　政府之责

　　就在国家海洋局拟代表国家向蓬莱19-3油田的作业方美国康菲公司索赔时，民间的索赔也拉开了序幕。

　　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公益律师已经加入到渤海溢油民间诉讼团队中。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在过去的许多环境污染案件中，因为取证难、耗时长、回报低，胜诉几率低，鲜有律师和公民愿意代理污染维权案件。参与者希望通过这次诉讼唤起公众的环保和公益意识，健全相关的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如果其违法成本高昂，我们有相应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机制。社会上就不会有无良企业通过制造小额成本的方式来损害个体利益，我们的生存环境将大为改观。”一位环保公益组织负责人说。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了河北乐亭、昌黎的多家养殖户，该所准备了30多人的律师团队，准备向康菲公司提起诉讼。

　　针对渔民和养殖户面临的海产品死亡和康菲公司漏油因果关系认定难及定损难等问题，该所环境与资源法律部主任赵京慰说，渔民和养殖户在维权上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赵京慰告诉记者，从目前海洋局等部门公布的资料来看，在养殖区发生海产品大量死亡期间，并没有赤潮或其他重大污染事件发生，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康菲公司漏油问题。虽然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前后出具了两份不同观点的公告，但对溢油这种面源污染，第二次取样的样品是可能存在问题的，而且这类案件适用于取证责任倒置。

　　不过，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出于地方保护等因素，举证倒置往往非常难以实现。事实上，没有政府的组织和帮助，对于个体的民众而言，在这类需要专业信息和证据支撑的环境诉讼中，很难打赢。

　　因此，渤海污染事故后，政府部门的行为也成为法律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此次海洋行政部门的表现即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在溢油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国家海洋局才向外界通报溢油情况。8月17日，北京律师贾方义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法院最终没有立案。

　　“希望当地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多部门配合，尽早统计出相关确信的数字和报告。”赵京慰说，这样才能让渔民在诉讼维权上有据可依，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