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三年多来，全球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之后，世界经济似乎又回到“原点”。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悲观的原因是什么？
陈炳才：目前出现的危机仍是金融危机、资产价格危机。
对欧洲来说，债务危机恶化程度有待观察，但未影响实体经济。财政赤字导致的债务危机，与企业和国家外债导致的债务危机性质不同。财政危机可以通过发行新的债务、控制开支以及改革税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等逐步解决，即使短期无力偿还债务，但通过提高新债的利率价格、延长新债期限就可以了，不会因债务危机引发新的实体经济危机。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脱钩。
实体经济出现危机的两个特征是贸易萎缩和经济连续负增长，但现在并没有这方面数据支持。1-8月，中国出口继续高增长，欧洲和美国的进口也在持续增长，这说明欧美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目前，美国、欧洲的政府债务危机还会持续，并影响金融资产价格，但对实体经济影响有限。
中国证券报：是什么原因导致欧债危机如此久拖不决？
陈炳才：当前欧洲金融市场的动荡可以说是由政府与市场、美国与欧洲的博弈所致。
在政府方面，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的重要原因是对制度过于教条和崇拜。一是要求短期内财政赤字的年度比例下降到3%；二是坚持不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允许央行大量购买国债。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进行制度调整，欧洲金融市场的动荡还将持续。
同时，欧洲认为，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只有6%左右，只是内部不均衡，而美国达到12%，因此和美国相比，欧洲的情况要好一些，欧元不会崩溃。很多欧洲机构认为，放弃欧元等于经济自杀，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因此，欧洲并没有到需要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市场上的投机者也并不害怕，反而借助债务危机的演化加剧市场暴涨暴跌，从中获利。
美国则从战略上打压欧洲。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洲部分国家的信用评级，加剧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压制欧洲央行流动性，借势提高美元地位。
梁艳芬：欧债危机是长期高福利政策的恶果。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以高额的财政支出维持着不切实际的高工资、高福利水平，造成政府财政负担普遍过重。因此要想短期内化解危机并不现实。目前能做的是欧洲各国通过政策协调，缓解矛盾，使危机不再恶化。
再平衡 博弈
欧债危机发酵、美国经济增长疲弱、新兴市场通胀难消，全球金融市场再度陷入动荡。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国间的政策博弈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中国经济“快车”应主动降速，化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主任梁艳芬认为，全球经济疲软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将更多。中国应深挖内需，借机实现转型。
中国难当“救世主” 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证券报：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渐加深。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结构问题。目前，外围经济动荡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冲击？
梁艳芬：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很可能使得其需求减少。总体来说，中国进出口增速保持与GDP同步增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可能很难达到去年的增幅。出口肯定会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估计全年增速很难达到20%。
全球经济疲软的时候往往就是贸易摩擦加剧的时候，各国之间的出口竞争会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虽然这种贸易纠纷地域性不明显，但像中国这种出口大国肯定会遭到巨大挑战。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增多是必然趋势。
中国证券报：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和危机是否为中国提供了较好的“抄底”时机？有观点认为，中国可在施以援手的同时获取一定的战略利益，如何看待？
陈炳才：就中国购买欧债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是出于市场行为，拿增量部分购买欧洲国家的政府长期债券，这没有争议。
但谈不上救助。因为欧洲债务危机没到需要外部大规模救助的时机。德国和欧元区内部的主流看法是，债务危机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依靠外援，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紧缩财政开支，要求债务危机国家到2012-2013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以下。如果真到了救助的时候，纯粹的资金救助，没有战略意义，就需要有利益交换。
梁艳芬：若中国出手真的能有助于欧债危机的缓解，自然是好事。但我对此并不十分有信心。出手救助欧洲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衡量：一是能否达到缓解危机的效果，二是能否有与之对应的利益交换。欧美国家也会从战略角度权衡利弊得失，中国在谈判中并不占据特别优势。
另外，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面临连任的压力，并且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将推行美国5年出口倍增计划。但这并不是根本措施，未必能缓解其所谓的逆差，实现贸易平衡。因为政治利益压过经济利益，中国出口也未必能从中获益。
中国经济应主动降速 谋求转型
中国证券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采取的应对危机措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比如，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但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或话语权不够强，往往较为被动。新兴经济体对此应如何应对？
陈炳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英国和日本先后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有观点认为这引发了全球通胀。但事实上，在上述国家内部并未有明显通胀，这背后仍然涉及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政策的博弈。
在发达国家内部，通过宽松货币购买金融资产挽救金融体系风险，同时以货币贬值来减缓债务压力；而在新兴经济体内，美元的贬值让新兴经济体面临升值压力，同时这些国家为减少外部冲击，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从而造成了通胀压力。同时，投机资本由于债务危机的发生，转而购买一些非主要货币，如澳元、人民币、瑞郎等，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升值压力。
新兴经济体要想在危机中把握主动，恐怕还需自身的努力，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同时，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升新兴国家话语权。
中国证券报：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付出了不少资源、环境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代价。有观点认为，当前是中国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好时机，在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方面，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陈炳才：首先，中国经济必须主动降低增长速度。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很突出，如通胀高压、煤电价格倒挂等。经济主动降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同时，还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抓投资、抓项目转向提供服务，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货币政策应该从紧，缩短长短期存贷款利差。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取消主要产品的出口退税，这既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将退税部分用来补偿进口关税的取消，还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实现贸易平衡。
梁艳芬：中国发展需要有战略思考。如针对外贸困境，应通过科技创新，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打造自主品牌等。
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在内需。外围市场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依据是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并加大投入着力开拓。在全球经济动荡时刻，中国应卧薪尝胆，深挖内需，借机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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