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破碎化的阿拉伯世界

　　美国错失调解的良机

　　美国对于中东战争与和平的强势介入，曾经遭遇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杯葛，后者的代表之作就是1973年“石油战争”。但是，以石油禁运或减产作为针对以色列“隔山打牛”的武器，在1973年之后再未出现过。这首先是因为阿拉伯各国政治目标各异，如伊拉克曾力主扩大禁运范围、与石油消费国展开全面经济战，但沙特和科威特担心这会带来国内政治动荡，竭力反对。其次，对石油出口国而言，在减产期间利用油价高位牟利，收入相当可观，这也降低了统一使用石油武器的概率。再次，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以埃及为首的相当一批阿拉伯国家满足于收复1967年大部分失地，同时默认了与以色列长期共处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石油武器的使用，往往仅是个别国家争取特定政经目标的工具，而不具有普遍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拿捏的时机得当，美国再度强势介入中东干预，不会遭遇产油国大面积反弹。

　　近20年后，这个时机来了，由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华盛顿获得联合国授权组建多国部队干涉，国际舆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站在美国一边。然而，老布什政府的拘谨和短视在这一节点上开始暴露——“沙漠风暴”行动迫使萨达姆撤军，但华盛顿并未将军事上的惩罚进行到底；结果，萨达姆得以重新控制住巴格达的局面，继续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障碍达10余年之久。另一方面，华盛顿明显又在沙特阿拉伯的安全问题上热心过度。因为“沙漠风暴”而进驻沙特的美军随后改为常驻，以确保利雅得的政治稳定和这个“欧佩克安全阀”国家的外部安全，这种过度张扬的存在很快引起了穆斯林世界对新帝国主义的担忧，并直接导致当时尚在阿富汗活动的本·拉丹将美国设定为“基地”组织的主要打击对象。

　　此时，对美国所设想的后冷战时代“世界新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依然是巴以问题。更具体地说，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安排以及巴勒斯坦国的筹建问题。而在1991年前后，只有美国既有能力、也有动机掌握该问题的主导权。可是，华盛顿继续暴露其战略眼光上的短视。1991年3月，老布什公开声明将推动以色列与其邻国实现全面和平，但在随后开始的马德里和会上，美国既没有提供一种清晰可行的谈判案，又没有表现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胆识，仅仅是推动谈判继续下去。结果，当老布什于1993年离任时，巴以冲突依然在持续“发酵”。

　　在克林顿时代，尽管美国以“全球化”代替“新秩序”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口号，但其政治目标主次不分、对全球政治中不同区域的威胁重要度毫无把握的缺陷并未得到修正。当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普遍图景不复存在时，白宫陷入了“决策无意识”状态。尤其糟糕的是，克林顿政府几乎从未尝试自传统外交经验中获致有益遗产，尤其怠惰于提出一项明白可行的地缘战略，故未能破解老布什留下的中东僵局。布热津斯基指出，今日存在于大中东地区的诸种不稳定因素几乎都是在克林顿任内孳生繁衍的；因为拉宾之死中途夭折的《奥斯陆协议》（1993）与徒劳无功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议（2000）则复制了老布什在巴以问题上的不作为。

　　东西向“动荡传导链”

　　由于美国主导的外部调控机制的不作为，而中东地区内部并无一种自我调节的经验，进入21世纪之后，起自旧苏联帝国东部加盟共和国、沿黑海和地中海东岸深入阿拉伯半岛，随后掠过波斯湾、朝东北方直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条新月形半圆弧地带，成为了全球动荡最剧烈、对世界安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冲突反应炉”。此即大中东“动荡新月”地带。

　　在“动荡新月”的历史上，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具有转折性意义。为阻止“邪恶帝国”自地中海和阿富汗两个方向对海湾产油国形成钳形攻势，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策划阿拉伯志愿者发动反苏圣战。“新月”西部国家的政治失意者——尤其埃及、沙特、巴勒斯坦等国的极端教权主义者——悉数前往巴基斯坦。“圣战者”的主力，其一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中反对巴解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流亡者，其二为沙特反瓦哈比派教义的志愿者，其三则是1981年谋刺萨达特事件后幸存下来的埃及极端分子，可以说深受历史因素影响。

　　反苏联的战争最终反噬美国，这与苏联解体之后来自北方的压力衰弱，导致“动荡新月”内部的力量运动呈“东西向”发展有关。到2001年为止，链条东侧的阿富汗已经成为伊斯兰激进政治势力名副其实的“基地”，并向西输出动荡。在东西向的传导链上，横亘着彼此不和、但在反美问题上相当一致的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直接面对两伊的则是极端势力眼中理想的火药桶——沙特阿拉伯，其瓦哈比教派势力同时得罪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民主派，其政府多年来也是四面树敌。而要扳倒腐化的沙特王室，就得赶走美军的基地，这是本·拉丹的逻辑。事实是，一旦沙特王国发生重大政治变故，“动荡新月”将很快从东到西燃烧起来。

　　直到9·11事件发生，美国才完全注意到“动荡新月”地带的存在，即时应对手段则是同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动武，前者是为摧毁制造动荡的“反应炉”，后者则是为切断传导链条。最终的行动路线则是2004年6月由八国集团首脑在佐治亚州峰会上提出的“大中东倡议”——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系于其内部需求与动力，在这一地区普遍建立起与美国同质的自由民主政体，消解激进势力赖以滋长的土壤。从2004年到2008年，小布什政府在整个第二任期倾力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将变革深入“动荡新月”内部，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缺少进行这场无形战争所需的长期而持续的资源投入、可靠的军事保障以及破釜沉舟、不惜树敌的决断，几乎一事无成。提出大中东倡议本是为了避免危险更大、震荡时间更长的持久战，不料实施过程本身也成为了拉锯战，最终迫使奥巴马政府中止这一倡议。

　　以2010年8月31日美军撤出伊拉克为标志，奥巴马政府逐渐将其前任对“动荡新月”的关注转移到亚洲。美国在起自2010年底的中东动荡中所持的消极态度即是明证。但奥巴马对伊拉克和整个大中东问题近于“丢包袱”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回到了老布什和克林顿的旧路上，使得中东地区的内部力量再度进入东西向流动的循环。既有权力结构在“大中东倡议”期间陆续遭到破坏，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方政治力量又缺乏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只有再度进入自主的传导链条。中东动荡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和美国的再度“失位”不无关系。

　　而当前外界对利比亚的干预，很难称为政治意义上的“平衡”。利比亚固然是大中东政治生态乃至全球能源市场上的重要一环，但它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远超对美国的冲击。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周边发生动乱时，利比亚石油不啻是法意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能源“安全阀”，所以法意要积极干预。相比之下，美国更加关注沙特、巴林等国的形势，其在空袭利比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给欧洲国家一点甜头，以便未来解决伊朗问题时，能获致可期回报。

　　无论如何，美国如何应对这波席卷阿拉伯世界、前景尚不明朗的“政治觉醒”，尤其是如何自外部切实地干预中东内部的政治力量流动，将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政治中最重大的疑点之一。鉴于“动荡新月”在其历史上从未形成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机制，一切介入中东事务的大国皆须异常谨慎，更何况美国如同一战前的英国一般，也处在渐趋衰落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