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跳农门”事件追问

　　“趋利避重”成主要动机

　　曾经羞于启齿的农业户口，咋就成了“香饽饽”，引得广大“农村学子”竞折腰？对目前已经实行过或正在实行“非转农”政策的浙江地市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台州、温州、义乌等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一些村集体经济较好、村民每年能得到的分红较多；同时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土地及宅基地价值越来越高,可期待的利益渐长；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毕业后“包分配”政策的取消，工作越来越难找，城市生活压力渐长。

　　在此双重背景下，“非转农”现象是一个被诗化的孤例，动机主要还是——“趋利”与“避重”。

　　——“趋利”：一个农村户口值百万。

　　在义乌，当地人把农村户口的价值来源分为两大方面：一是房屋改建价值，在他们看来这是最有价值的一项，另一项则是参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功能。

　　据2006年颁发的《义乌市新农村住房建设实施办法》规定，根据不同的情况，一户家庭在旧房改建中最少可分到108平方米的宅基地，最多则可分到144平方米的宅基地。在该宅基地上又可以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建设，最多可建设四层半的楼房，如果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算，即最少可达到486平方米，最多可达648平方米。

　　虽然目前农村宅基地用房并不能进入住宅市场进行交易，但义乌当地住宅用地的紧张局面却很难说今后不会催生此类交易。“尽管政策并未松动，但如果以后这些改建用房都可交易，这里的经济价值将会有多少？”义乌市“非转农”政策试点街道——江东街道综治办主任徐如良说。

　　除了参与改建房之外，当地农村户口还具有参与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的功能。“一旦村里的集体用地被征用，这个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徐如良表示。

　　“如果我的户口不能回迁农村，就亏大了。”已申请办理“非转农”的青口村村民王刚说。清口村所属的江东街道位于主城区，新开出的商品房均价已达每平方米1.5万元。王刚所在的青口村，刚以1.7个亿的高价卖掉了村里的一块集体用地，“政府分走2000万，村里还有1.5个亿。”而目前该村的人口仅1400余人，以此衡量，每个村民就有10万元的分成。“一块位置稍好的宅基地就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粗粗一算的话，一个义乌农村户口绝对价值百万元。”王刚有点激动道。

　　随着城市化继续快速推进及土地的升值，农村户口价值上涨的空间或许还未到顶，一个农村户口价值超过百万的说法，看来并不夸张。

　　农村户口越来越值钱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义乌，在台州、永嘉等地区都普遍存在。

　　刚在8月份办理了“非转农”手续的永嘉县瓯北镇白水村的金纯晓说；“农村户口比居民户口要好，现在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就业压力太大，还是做‘农民’划算。”金纯晓在2001年考上武汉理工大学，户口也随迁成“非农”。2005年大学毕业后，金纯晓选择了自己做生意。他所在瓯北白水村及周边的村子发展都很快，村集体经济实力较强，村民不但可以分到安置房，一些村每年还会给村民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经济补贴。

　　除了农村土地、宅基地和村集体经济分红外，农村户口在计划生育上还有着非农户口不能享受的政策。据了解，目前浙江计划生育的有关政策规定，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双方不是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未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已生育一个女孩的，可允许生二胎。对于那些想要两个孩子的人来说，这一点的诱惑力不比农村土地少。

　　——“避重”：城市生活压得人透不过气。

　　“村集体经济分红，在我们这样山区村也不见得有多少。”但来自永嘉岩头镇河二村的陆俊还是申请办理了“非转农”手续。

　　2008年，陆俊从江苏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温州一民企做人力资源工作，工资3000多元，但每个月需花费1000元房租和近1000元伙食费，“这还不算买衣服的开销，我几乎是‘月光族’。”陆俊说，“像我这样的，靠自己甭想在温州买房，城市生活压得我透不过起来。”

　　“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城里人’，不如做一个农民实惠。”类似陆俊想法的人还有不少。虽然拥有城镇居民身份，但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陆俊们的城市梦依然遥不可及。越来越大的城市生活压力使得农村大学毕业生在无奈之下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

　　“不如归去”的想法，除了城市生活压力外，还来自大部分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只是“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无法真正完全享受“城市待遇”。

　　“我是把户口挂靠在温州市人才市场的，户口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地不在一个地方，成了一个‘口袋户’；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是个‘黑人’。”陆俊无奈地说。

　　“口袋户”，除了每年要向户籍管理机构缴纳一定的“户口管理费用”外，还将会对他们的婚姻以及子女上学产生不利影响。

　　2010年5月，《广州日报》报道“广州数万人‘滞婚’，只因集体户口不能登记结婚”。其实，因为集体户口导致登记结婚麻烦，甚至不能登记结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结婚登记必须出示户口卡原件，而且目前没有任何变通办法。但是，据把户籍挂靠在人才市场的大学生反映，集体户主管单位因为不愿意承担计划生育责任，拒绝出具户口卡，导致他们不能登记结婚。由此，有网友调侃“嫁人不嫁口袋户，娶妻不娶口袋女”。

　　即使登记结婚后，集体户口对子女入学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实际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址不一致，孩子受教育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如果送到户口所在地的学校去读书，太远；如果在实际居住地的学校读书，却要交一笔‘借读费’，这让我们夫妻俩为此经常闹矛盾。”网友“章鱼”在微博上如是说。

　　困境下利益最大化的次优选择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大学毕业生想方设法“非转农”，期盼由此可以享受到越来越丰厚的村民待遇，摆脱城市生活中的重压。

　　记者在采访调查后发现，在目前实行“非转农”政策的地区，有一部分在“非转农”之后，既没有摆脱城市生活重压，也没有享受到农村丰厚的村民待遇。

　　“在我们完成‘非转农’之前，村里已经完成了征地拆迁，现在已经没有土地了，也没有集体资产。”椒江三门台村村民王丽娜说。2006年完成“非转农”后，王丽娜仍然在椒江一民企上班，到现在还是在外租房子住。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对她仍然一样不少。

　　像三门台村这样因为城市化被征地拆迁的村落不在少数，而要求“非转农”的农村大学生大都来自这样的村庄。像三门台村，这样已经没有任何集体资产的村，其村民是继续保留“失地农民”身份，还是整体转非？对此，王丽娜想不了那么远了。

　　“其实，这些大中专毕业生的回归，是一种避难和趋利双重心理下的回归，是一种次优选择。”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说。现在全国性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已是不争之事实，即使就业了，也处于城市低收入阶层。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很多农村大学生的城市梦依然遥不可及。

　　当下的大学生已不是天之骄子，他们遇到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义乌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出台大学生“非转农”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大学生户口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还在于希望此举能产生更深远的效应，吸引更多大学生不仅人“回农门”，心也往“农”想，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

　　“这些在城市里待不下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可都是农村里走出去的精英。”徐如良说，让他们“非转农”，回到农村创业，就是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但由于“非转农”牵涉到农村利益的重新调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政策空白、回乡大中专毕业生与原籍地农民间在承包土地等方面的利益之争等。在户籍制度尚未开始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制定了“非转农”政策的地方政府在实施上也“小心翼翼”。

　　2005年，台州首开“非转农”的先河后，周边地区受到的压力更大，温州市公安局曾就此问题向浙江省公安厅请示，得到的批复是：“非转农”涉及太多利益问题，原则上严格控制，各地可根据情况制定政策。

　　但近年来，随着丽水莲都区、义乌市、永嘉县相继出台“非转农”政策，有人士乐观地认为，这是户籍改革的先兆。但更多的人士表示“需要时间来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说：户籍改革比较敏感，像义乌这种做法，在全国也不多见。从长远来说，户口就应回到其本来面目，即剥离附带在户口上的种种利益，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大学生向农村流动，还能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全方位提升。

　　一位因不符合条件未办成“非转农”手续的青年对记者说：“要是没有城市、农村户口的限制多好。早就听说户籍制度要改革，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