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因成绩好坏区别对待引争议 人人都是好学生

西安一所小学给“差生”佩戴绿领巾，一个孩子坐上家人的自行车，便将绿领巾摘下。该做法现已被叫停。张杰 摄

　　10月下旬，西安出现绿领巾，包头出现红校服，随后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大讨论，人们开始思考，为何要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梳理一下目前学校正在执行的一些激励机制，会发现它们都在强化突出“优秀生”，暗示“差生”不如人。

　　学校让优秀生首批戴红领巾。而少先队章程没有分批入队规定。还比如，少先队章程规定，小队长应选举产生，但一些学校则会任命优秀生出任，以示激励。学校老师也创出，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好学生”等方法。

　　学者储朝晖认为，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应去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而不是拿一根标尺，去衡量学生好与坏。全社会应一同努力，转变观念。

　　10月17日，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门口，两个放学的孩子嬉闹起来，“你学习不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

　　给“差生”戴绿领巾，引发一场关于教育歧视的讨论。家长指责，此举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老师回应，这只为告诉“差生”要加油努力。

　　绿领巾这波未平，红校服那波又起。

　　包头市出现这样一批红校服，校服背面印着，“包24中优秀生 翔锐房地产”，只有该校年级前50名的学生可以穿上红校服，而其他学生只能穿白、蓝、黑色校服。赞助商翔锐地产，在激励学生同时，不忘将自己名字印上衣服。

　　红校服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此前，教育部刚就绿领巾作出回应，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好与坏的区别。

　　回忆童年，可以发现，学生们被各种激励机制影响着，他们在成长道路上，不停被告知，哪些是好学生，比如那些戴上少先队“两道杠”“三道杠”的；比如被市区评为三好生的；还有老师自创的各种奖励方式，让“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用虚拟货币奖励优秀学生等。

　　这些激励机制的共性是，树立榜样，奖励先进，让学生围绕激励机制成长。

　　许燕不认同这样的方式。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长期研究儿童心理。她说，当在奖励某个个体时，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他个体不够好。这种不良影响，虽然细微，但会日积月累，“这对成长中的生命而言，非常不健康。”

　　绿领巾几度“变色”

　　甘肃某小学2004年就推出变色绿领巾，而绿领巾最初诞生于上海时并无区分学生好坏的含义

　　10月下旬，小齐（化名）有些苦恼，这名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被老师安排，戴上绿领巾，因为他调皮，学习不好。学校一年级90多名学生，约有一半人戴上绿领巾。

　　小齐不想戴，他觉得和其他人的红领巾相比，绿领巾不好看，“可是不戴，老师会在班上点名批评。”

　　绿领巾起源于上海，最初没有任何奖惩、褒贬的含义。

　　1965年，毛泽东指示，要考虑恢复三个团的问题。要成立共产主义少先队、共产主义儿童团。把少年和儿童分开，根据不同年龄特点进行教育，这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儿童团作为少先队的预备队。

　　试点于1980年在上海进行。那年春天，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全部戴上绿领巾，从而成为小红星儿童团成员。

　　此后上海方面规定，一年级入学的儿童在12月4日这天统一加入小红星儿童团，统一佩戴绿领巾。在二年级的6月1日再统一加入少先队。

　　儿童团迅速在全国16个省市铺开。

　　在一份关于儿童团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实践证明：建立儿童团，大小孩子都高兴，老师家长都欢迎。因为儿童团组织形式适合低龄儿童特点，使少先队在学校中更加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全体儿童的组织作用。

　　2004年，绿领巾逐渐“变色”。

　　北京、抚顺等一些小学，给低年级学生佩戴粉领巾。有家长形容，那就像红领巾质量不好褪了颜色。只是粉领巾并未区分好学生、坏学生，凡是一年级学生统一佩戴。

　　也就在那年，绿领巾“移植”到甘肃，开始走样。它成了区分、而不是团结儿童的标志。

　　甘肃定西市临洮县第二实验小学，从上海、北京等地引进“先进经验”，将一年级学生组织成苗苗团少先队，全部佩戴绿领巾。

　　到了二年级，一部分达到条件的学生可以加入真正意义的少先队，开始戴红领巾；还有一部分学生即使达到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但由于学习、思想品德等方面还达不到要求，仍然戴绿领巾。

　　此事让一些家长、学生承受不小的精神压力。

　　共青团中央立刻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对学生的歧视，势必对学生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要求地方少先队组织彻查此事，同时在全国清查“变色红领巾”问题，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今年10月27日，上海市少工委一位工作人员说，上海的绿领巾不在彻查范围，从试点至今，上海一直都有绿领巾，从未中断。她强调，只要统一佩戴，就不存在歧视。

　　走形的“红领巾”

　　许多小学实行“好学生”先戴红领巾，“差生”后戴；全国少工委称，少先队章程无分批入队规定，属执行中走形

　　王伟也注意到最近的绿领巾风波，他一直有着“领巾情结”，虽然他现已28岁，目前从事钢材营销的工作。他说，差生戴绿领巾是歧视，不让“差生”戴红领巾其实也是一种歧视。

　　上世纪90年代初，王伟就读于安徽省一所省重点小学。因为上课爱说话，作业经常完不成，考试成绩总徘徊在后五名。

　　二年级时，他看着班上同学一个个戴上红领巾。他也想戴，“因为光荣，老师常说红领巾代表队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但因成绩不好，他总戴不上。

　　老师鼓励他，要努力学习，争取进步，就能戴上红领巾。

　　王伟也想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可是怎么努力，就是提不起兴趣。“但是对语文、数学没兴趣，就是差生吗？就不能入少先队，就不能渴望光荣吗？”

　　三年级的一个假日，他偷偷戴上表姐的红领巾，去书店“招摇”的情形，他至今都记得。

　　长大成人后，王伟翻阅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章程规定，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向所在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成为队员。

　　王伟这才发现，章程里没有成绩要求，只要年龄符合，愿意遵守队章，就能成为队员戴上红领巾。

　　张志兰（化名），王伟的小学班主任，她还记得王伟那时上课爱做小动作。她说，既然是按批次入队，她就会选择遵守课堂纪律、发言积极、成绩好的学生，“如果王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其他同学肯定会有意见。”

　　在中国，许多小学都是让学生分批次，加入少先队，优秀生总是第一批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于是戴红领巾就成为激励学生的一种机制。

　　全国少工委宣传教育处一工作人员解释说，其实学校走入一个误区。

　　据他介绍，1979年，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每个学生都加入少先队，这并不是竞争的关系。学校在执行章程的时候，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在操作中走形。

　　王伟是在小学四年级，才戴上红领巾，是同年级中的最后一批，而那时，他的学习成绩依旧不好。

　　“五道杠”的优越

　　本应队员选举的中、小队长在许多学校改由老师任命，以激励好学生；武汉还推出“五道杠”，现被取消

　　王伟发现，自己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各种激励机制中，除了少先队的红领巾被用来激励学生外，任命各级队长，也成了激励学生的方式。

　　虽然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规定，小队长和中队、大队委员会都由队员选举产生，半年或一年选举一次。

　　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学校都采用老师任命的方式。

　　张志兰会选择成绩好的学生担任小队长，而对于中队干部，她采取指定和民主并行的方式。她先列出候选名单，再让学生选出最终的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宣传委员等中队委员。

　　本报记者 周亦楣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