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因成绩好坏区别对待引争议 人人都是好学生

　　这些候选人，必须有体育好、有文艺特长、写字漂亮等各种长项，还必须要成绩好，这样既能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又能为同学树立榜样。

　　施翔在小学时和王伟同班。他一直是老师张志兰心目中的好学生，成绩总是前三名，还代表全班参加校运动会。他是班里的中队长。

　　施翔回忆过去，发现当初一道杠、二道杠能激励他的，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迷恋和优越感。

　　施翔说，班上，小队长负责小组纪律，收发作业本；中队长负责组织班级活动，维持班级纪律等；大队长则可经常组织参与全校活动，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活动。“级别越高，权力越大。”

　　施翔喜欢上自习课，全班同学都在座位上写作业，他可以搬着凳子坐在讲台上俯视全班。如果有同学交头接耳，他就举着教鞭猛敲讲台，然后起身在黑板上记录下名字，移交班主任惩罚。

　　若干年后，施翔反思自己臂上的“二道杠”，“是一种权力的迷幻，陷入自己高人一等的自恋中。” 直到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工作数年，施翔多年的优越感才逐渐磨平。

　　而今年5月，媒体报道出，武汉少工委还开发了“四道杠”、“五道杠”，他们分别担任“区总队部队委”和“市总队部总队委”。

　　社会舆论随即表示，那些戴“四道杠”、“五道杠”的孩子，太“官腔”，太“官相”。

　　10月21日，武汉市少工委副主任、团市委少年部部长刘阳告诉记者，依据全国少工委下发的通知，要求规范少先队队标，武汉已取消“四道杠”、“五道杠”。

　　“你不如别人”

　　“三好学生”常成为成绩好的代名词；学者认为，这种评选只会暗示孩子“你不如别人”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他认为，教育的激励和教育价值观直接相关。中国在1977年之后，尤其是高考成为独木桥后，学习成绩就成为评价孩子的重要标准。

　　“成绩好”成为了激励机制的核心，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三好学生”评选，在某一时期，“三好”只剩下“一好”。

　　“三好学生”起源可追溯到1953年。

　　那年六七月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其中，提出把“三好”作为青年团工作的方向，要求青年们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这些“青年”，其实是指全国各行各业中工作的青年，并非青年学生。不过，“三好”一经毛泽东提出，很快就被套用进教育方针。

　　1955年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的第一条，都提到“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规定“三好”标准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

　　张志兰说，现实操作中，很难断定哪位学生的品德好不好，只有体育和学习成绩有硬指标。所以他们学校的三好学生评比只要体育合格，就按期末考试成绩来排。“不偏不倚，用成绩说话。”

　　“唯成绩独尊”的评选愈演愈烈，被诟病后，“三好学生”的标准也有了新的演化。

　　一些地区的中小学校相继更新“三好学生”评定标准：郑州一学校要求学生学习染布，不达标不得参选；广州一小学，偏胖偏瘦者都会被“三好学生”评选拒之门外；武汉一中学以“好学生、好子女、好公民”取代原来的“德、智、体”。

　　北京市则在2009年9月1日起，提高了对体育的要求，要求“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但体育课成绩需要“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等级”。

　　随后，一些学者认为，“三好学生”的设立初衷就有问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多次在媒体和学术论坛上呼吁停止评选“三好学生”。他认为，如果过早地给孩子一些“你不如别人”的心理暗示，会影响孩子今后的成长。

　　“差生”给“优秀生”送牛奶

　　老师也自创激励机制，青岛四方区某初中老师规定，孩子写错一个字罚一盒牛奶，并奖励优秀生

　　储朝晖认为，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应该是为学生发展服务的，评价应该围绕孩子转。但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的评价体系却是拿着标尺丈量学生是否合格，让孩子围绕着评价转。

　　教育过程中，老师们会自创各种新奇的标尺，来丈量孩子是否优秀。

　　上世纪80年代，学习好的学生可以得到小红花、小红旗或口头奖励。在如今，这种方式已经过时。

　　今年10月，青岛四方区出现一位“牛奶老师”。这位初中老师规定，孩子每写错一个字，就要被罚带一盒牛奶到学校，奖励给成绩好的孩子。一个孩子接连三天被罚，他带了将近一箱牛奶到学校。该校还有其他老师，要求“差生”提供巧克力，奖励“优秀生”。在家长投诉下，这些做法被叫停。

　　而在2006年，杭州市大关小学出现一名“虚拟货币老师”。他在三年级的班上规定，学生只要作业完成得好，上课认真回答问题等都能获得一定的分数奖励。当奖励达到一定分数后，可以选择购买虚拟跑车或者别墅，当一回“千万富翁”。

　　这种“代币制”在北京出现得更早。

　　吕闽松是北京东城区史家小学老师，担任教学工作25年。1999年，她从一台湾学者的书中，看到“代币制”的做法。

　　于是，她也制作了若干印有“真棒”、“加油”等字的小卡片。当学生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发言，帮助他人时，便可获得一张。攒到一定数量的卡片，学生们可用来换铅笔、橡皮、午休阅读时间等，还可借阅吕闽松的私人图书。

　　几个月后，吕闽松发现，班上一度出现学生仿制的“假币”，她便停止“代币制”。

　　储朝晖说，让孩子围绕着评价转的激励体系，是违反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会束缚学生的天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很难成才。

　　随着社会进步，老师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

　　陈庆红是史家小学书法教师，2004年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董奇开设的“新课程中的教育评价改革”研修班。

　　通过学习，陈庆红明白，老师不应是高高在上的执法者，而是平等交流的参与者。对学生的评价，应该是多方面的。

　　吕闽松则开始在班上推行值日班长制。她要每位同学轮流来当班长，让他们明白，班长是要热心为同学服务的，和成绩好坏无关。

　　每个孩子都是好学生

　　学者储朝晖认为激励机制要肯定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全社会应共同努力改变“好学生”“差学生”的观念

　　储朝晖注意到老师们的这些探索。他说，激励除了要多元化，还要以人为本，让学生成为自己的主人，要去发现孩子们的闪光点。

　　儿童教育家孙瑞雪，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创办了大陆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和第一所蒙特梭利国际学校。

　　孙瑞雪的教育理念中，教育不是竞争模式，是要关注孩子作为生命个体的健康发展。

　　在宁夏蒙特梭利国际学校（小学部），孙瑞雪践行着她的理念。

　　这所小学每个年级只设一个班，每个班最多25名学生。孙瑞雪要求老师依据每位学生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奖项。

　　每个月的班会，主班老师和配班老师都要共同商议，综合学生在这个月的表现特设奖项，写下颁奖词。这些奖项的名称包罗万象：查字典快手奖，高度专注奖，宽容奖，艺术感觉奖，合理安排时间奖，勇于求教奖，自我调节奖等。

　　“总之每个孩子都是好学生。”孙瑞雪说。

　　2011年7月，该校五年级的李昕格获得了“准备材料奖”。

　　老师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李昕格同学，不论实验课、自然课还是美术课，你都能坚持认真地按要求准备材料，为上课做好一切准备。这种认真负责的品质非常可贵，它会为你带来更大的收获，坚持下去！你会更棒的！”

　　孙瑞雪说，这样的激励诉求在于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发现他们内在的优势。

　　孙瑞雪还想给学生们荣誉之外的实际奖励。她设定，对于考试成绩累积到一千分的学生，都可提出自己的愿望，由老师帮助他们实现。

　　有趣的是，学生们的愿望包括当一天校长，放假三天，为同学们上一节课，几乎没有重叠。家长们反映，为了这天愿望的实现，学生们会期盼好多天，学习的劲头也足了。

　　经过多年实践，孙瑞雪发现，教育中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让每个学生都受到鼓励并且满足学生们的内在诉求。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的肯定。

　　许燕认为，正处于人格成长发展阶段的学生，不应该被贴上好坏的标签。学校更不该有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教育的作用应该帮助每个孩子发现优势，解决弱势。

　　她担忧，被贴上坏标签的孩子在经历多次失败后，会形成习得性无助（指人在最初的某个情境中获得无助感，那么在以后的情境中仍不能从这种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将无助感扩散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越来越自卑，从而接受现状，失去进取心。

　　储朝晖说，现在的探索还只停留在老师层面，二元的教育评价体系仍占主导地位，多元评价体系尚未形成大的潮流。所以，一定要整个社会努力，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固有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和管理体制，“这样中国的孩子才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