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