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反对派”首领

　　(胡)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陈独秀

　　1927年9月10日，正值中秋之夜，陈独秀化妆成病人，和黄文容、汪原放等一行四人坐船逃离白色恐怖中的武汉。抵达上海后，他先住酱园路，后移居浙江北路、温州路上的一个小弄堂。

　　苦闷消沉之中，他开始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中国文字问题研究，同时编写《革命文学史》。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陈独秀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的邀请下，为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一些短文，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

　　1929年春，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他给陈独秀带来了苏共内部的一些重要情况：列宁去世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个性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过分自信，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这使陈独秀有了了解更多托洛茨基思想的愿望。

　　8月到9月间，留苏学生带回一些托洛茨基的文章。陈独秀请人翻译后，开始认真研读。他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而这些主张都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托氏的“二次革命理论”，也和陈独秀的思考多有相近之处。

　　“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党内干部、同样被共产国际排斥的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这些文件后，都感到异常兴奋。这时，陈独秀和留苏学生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有了接触。

　　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针对李立三主持的政治路线以及具体工作的若干问题，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

　　起源是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武力收回被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路权，逮捕了苏方人员，并把苏方59名高级职员遣返回国。苏联政府随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断交，并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在这样一个复杂事件上，中共遵从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公开宣言中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一类的口号，号召中国人民示威游行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进攻”。

　　陈独秀在7月28日给党中央的第一封信中，要求党中央在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批评那些动员群众的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会使得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主义”。他还温和地建议党中央：把宣传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误国政策。对于中共盼望借此带来革命高潮的中苏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他指出，战场都在中国，而“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双方的争论随后从中东路宣传策略问题，上升激化为相互指责和扣各种帽子。新的中共中央指责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左派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的。

　　陈独秀开始在党内寻求托派同情者。他把托洛茨基的文章拿给上海本地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看，组织学习和讨论托氏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据郑超麟回忆，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布脱离”。

　　10月，党中央致函警告陈独秀，要他立即停止“超越组织活动”，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在给中央的信中，阐述了何为托洛茨基主义，并和彭述之一道表达了坚定的反对派立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收到来自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后，通过了取消他在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的决定。

　　12月15日，陈独秀召集了一群思想立场相近的人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明确表明拥护托洛茨基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党史将这一派称为“无产者社”或者“无产者派”。

　　但“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彭述之不久就和陈独秀发生冲突，再加上缺乏资金支持，许多成员生活困难，心灰意冷。

　　在托洛茨基指示下，陈独秀开始着手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的事项。1931年5月，在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无产者派”、“十月派”、“我们的话派”、“战斗派”各派按20人出一个代表召开统一大会，联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执委会和五人书记处的领袖。当时，在全国共有500个成员。

　　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给托洛茨基汇报统一成果时，很快就遭到致命一击：先是没被选上中央委员的梁干乔和另一“托派”刘英，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并发表反共声明；另一成员马玉夫对没当上“中委”也很不满，竟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成员被捕入狱，常委只剩陈独秀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