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会在成都开幕。200多位专家分成5组对5项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讨论。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黄尓梅、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也分别结合实践工作，就这次刑诉法修改草案作了专题报告。这也是自刑诉法草案公布后，政法部门对草案规定的一次集中回应并提出建议。
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黄尓梅：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标准
建议一案件审级、类型不同审限也应不同
黄尓梅认为，草案对证人出庭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并新增了庭前会议制度，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和工作量，理应延长审限。
她同时提出，针对案件审级、类型的不同情况应设立不同的审限：
对中级人民法院以上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死刑案件，应该在规定上延长审限，并建议对专门性鉴定的时间，对被告人提供立功线索查证的时间，不计入审限。
建议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标准
她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与单纯民事诉讼适用相同的标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不仅要在民事上承担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判决被告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方安抚救济的主要手段。
如果按单纯民事案件判赔，会导致空判现象突出，影响案件的裁判效果，比如民事案件的死亡赔偿金标准至少是20万元，而刑事案件的被告人，80%经济不宽裕，一般难以承担高额赔偿并兑现，一定程度上损害司法权威，不利于矛盾化解。
建议三：将量刑纳入法庭调查程序
她指出，草案将量刑纳入了法庭辩论程序，希望量刑纳入法庭调查程序，使其贯穿法庭审理的全过程。法庭辩论是以法庭调查为基础，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要靠法庭调查阶段对量刑事实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调查来保证体现。此外，简易程序使用范围扩大后，对量刑事实、证据调查辩论就会成为庭审的重点。因此量刑问题在调查程序要专门涉及。
她还提议针对未成年人案件，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刑法执行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形成书面报告，并随案移送，以便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审理、执行、讯问方式。
最高检副检察长孙谦：刑诉改革不能走极端
他首先对目前刑诉法的修正表示了肯定，“这会使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得到完善。”接下来，他谈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和理性协调；二是关于充分发挥刑事诉讼制度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关于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
他认为，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是动态平衡的。随着各方面的进步，平衡标准会不断提升。如果要进一步地实现动态平衡和理性协调，一方面要协同推进。在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过程中，不能像过去一样，打击色彩过重，也不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放纵犯罪，整治不力的局面；加强对于司法权的严格规制，既要严格规制公权力的行使，也要赋予专门机关犯罪控制的必要手段，为适应与各种犯罪特别是新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赋予有关机关相应的侦查手段，完善相应的诉讼程序。
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利：准确界定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
证人保护制度应配套制度
他说，草案修改应注重可行性。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应有细化可供操作的规定，同时要有关于经费、编制和社会管理问题的配套制度。
“非法”手段值得商榷
他提出，对于非法证据的范围，目前草案规定的是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的非法手段获得的是非法证据，从实践上来看，对于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能否就确定是非法手段，还值得商榷。
比如联合国确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也只是禁止酷刑、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行为，没有出现引诱欺骗的字眼。
同时，他希望草案的进一步修改中，能先把非法获得言辞证据予以排除，对凶器等实物证据的排除应该持审慎态度。而且，我们坚持不轻信口供，但还是重视其作用。
华西都市报记者 肖翔 陆阳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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