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曝“一年收入二三十万”，黑龙江农民刘贵夫最近被广泛关注和质疑。事实上刘贵夫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他体现的不是普通农业状态，而是农垦经济。
在黑龙江农垦区，实行特别的土地政策，土地并不按人头分配，而是承租制，并且相对地多人少，职工可大面积租地机械化耕种。在粮价上涨背景下，耕种大户实现“高收入”。
经过粮价从贱到贵的历史，农场土地从分散到相对集中，职工耕种土地多少不等。如何分配土地面积，成为农垦区基层官员正面临的一个问题。
一侧是晨风卷起芦苇黄色的波浪，一侧是望不到边的翻过的黑土地，几公里远处，黑龙江汤原县境内，梧桐河静静流淌。
梧桐河农场，黑龙江农垦系统114个农牧场之一，属于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10月18日，穿行在农场的田埂上，刘贵夫兴致勃勃。
这名49岁的梧桐河农场职工，因为“上了新闻联播”，最近成为当地“焦点人物”。
此前，10月7日，刘贵夫对着央视的电视镜头说，他承包约500亩地，靠种地一年轻轻松松挣二三十万元，另外国家还“白给”好几万的农业补贴。
刘贵夫的这段话引来很多网民质疑，不少人认为他是“托儿”，还给他取名“白给哥”。
刘贵夫则称自己说的数据是算过账的，“30万是保守估计”。
18日这天，走在田埂上，出租车司机、24岁的何峰，神情有些恍惚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刘贵夫。
稻田里，刘贵夫的儿子刘岩龙在收割机驾驶室向何峰打招呼。何峰跟刘岩龙是小学、初中同学。何峰初中时辍学打工，如今买了辆小车在场部跑出租。
何峰家只有4公顷地，这在梧桐河农场中几乎算最少的。早些年种地不赚钱，何峰家放弃了一部分承包权，“那时哪能想到种地也会发财”。
“刘四轮子”务农
农垦区的“大锅饭”体制结束后，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刘贵夫从那时开始种地
刘贵夫习惯自称是“1连”的人，还会说自己“在18连队还有地”。“连”、“连队”，这些称呼还沿袭着黑龙江农垦人的习惯。
1947年，第一批复转军人，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批机械化农场。“北大荒”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王震率领10万复转军人进行的。
当年，除粮食生产外，农垦大军还担负屯军备战的职能。农垦分局被称作“师”，农场被叫做“团”，各个队就叫“连”。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介绍，梧桐河农场的历史是从1950年开始的，开荒者主要是“劳改犯”。
今年66岁的张桂森是3队职工。3队当年叫3连，主要是“政治犯”，张桂森的父亲曾被押解于此。1965年，农场向国营农场方向改造，张桂森从河北搬来与父亲团聚。当时有许多“刑满释放者”自愿留下。
张桂森记得，那时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年轻人汇聚于此，和他家一样，在梧桐河落户扎根。
昔日的军人与“犯人”如今在村头碰在一起，偶尔还互相打趣，“当年还是我押你过来的”。
根据公开的数据，至1985年，先后有14万复转军人、5万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54万城市知青和大批地方干部，以及无数黑龙江农民开赴“北大荒”。
1978年，16岁的刘贵夫，随母亲从佳木斯迁入梧桐河农场定居。记忆里，那时“穷，穷得叮当响”。
后来刘贵夫借钱买了辆小型农用车，在场部跑运输。那是1982年，农用车是稀罕物。刘贵夫在家排行老四，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刘四轮子。
当时普通职工一天收入几块钱，刘贵夫一天赚10几块，农忙时甚至日进100多。
1985年，是黑龙江农垦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大锅饭”体制结束，垦区全面推行家庭农场制度。
这一年，梧桐河劳改农场的建制被取消，成立国营农场，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宝泉岭管理局。
刘贵夫也在这一年开始种地。在他的记忆里，之后的十来年，种地不怎么赚钱也不赔钱。农闲时，刘贵夫就开着“四轮子”到场里拉活儿，贴补家用。
从亏本到国家“白给”
粮价偏低的时期，出现大规模弃租现象，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大户”集中
一直到2005年，刘贵夫家还只耕种六七公顷地，“又不挣钱，要那么多地干吗？”
距离梧桐河农场50公里外，是新华农场，与梧桐河农场同属宝泉岭管理局。10月24日，该农场宣传部部长任长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粮食价格偏低，还不及现在的一半，种地普遍不赚钱甚至赔钱，黑龙江农垦区土地退租现象蔓延。
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黑龙江省中心2001年的数据，当年水稻收购价约在114元/百公斤，约合0.57元/斤。
何峰家的地，就是那个时期弃租了一部分。
10月19日下午，梧桐河农场，67岁的退休职工付守仓回忆，那时候一年到头下来，生活费都攒不够，有的户基本生活还要靠贷款，有人直接弃地打工去了。
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农场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劲回忆，那几年中国曾增大进口粮食的数量。
那个时期，农场干部、种地能手以及积极分子，按农垦上级单位要求，接过被弃租的土地继续耕种。此时期，还接收农场外的农民承租土地。
任长江等五六个干部，一共被分到了约50公顷耕地。一边做农场的相应工作，一边要种地。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说，当年耕地被规模弃租，使得部分土地向种地能手、租地大户集中。
到2004年，“亏本种地”的情况，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一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用五年时间逐步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直接补贴政策。实际至2006年，中国已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农业税。同年，又在粮食直补基础上实施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政策。
梧桐河农场政研室郑雪峰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该场对每亩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3.17元，综合直补为39.23元，二次补贴为3.12元，良种补贴为15元，每亩总共补贴70.52元，折合每公顷土地补贴1057.8元。
对于刘贵夫，意味着一年能拿到农业直补3.5万元，也就是他说的“白给”的。
梧桐河农场党委书记张学锋认为，国家“白给”这部分，相当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剂”，如果没取消农业税不进行直补，农民仍然难以通过种地赚钱，也就仍不愿种地。
2005年，刘贵夫留意到了农业直补的新闻。琢磨了一下，他把“四轮子”卖了，换回一堆农业机械。2005年，他快速扩展承租土地的规模，提升到近30公顷，后来又扩展到30多公顷。
而在种了几年地后，新华农场的任长江歇了口气。这个时期，按上级要求，农场机关干部全部退出承租的土地。
（下转A21版）
本报记者 吴伟 黑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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