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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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达拉宫》 |
西藏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中的独特性，以及藏族题材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特殊性，不言而喻。西藏美术的历史，从美学角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得到完整传承
对于西藏原始宗教艺术来讲，宗教因素为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佛教、藏传佛教在十二世纪传入之后，随着宗教因素的弥漫，壁画艺术、唐卡绘画艺术、彩绘艺术、视觉艺术，无不和藏传佛教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对西藏甚至对中国都有影响。而这个成果不仅是藏族人民创造的，也是世界人民创造的。西藏原始宗教艺术接触过尼泊尔，接触过印度，和中原交往往来不断，所以说它不仅是西藏的艺术，也是中华的艺术，也是世界的艺术。
宗教信仰，不只是神学，而是神学、人学和美学的合体，是理想精神的崇拜。这种崇拜的传承，也使佛教艺术得到传承，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西藏的艺术家在四十年代开始从唐卡、神学的绘画走向了人学绘画，走向了民间。过去唐卡绘画里面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但是真正画生活中的人是从近代开始。
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四川成都等大后方，很多人到西藏地区，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不断有一批批人到西藏去，达到了新文化的高潮。文革以后，一直到今天，西藏热持续不断。
滚滚不断的西藏热，热源在什么地方？这种热度的保持正是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没有这个时代保护宗教保护得这么好，使得西藏的宗教得到完整传承。而这，正是西藏美术的根。
历史变迁的诗意表现
整个西藏新的热点是变化了的时代社会的需求。被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多，风土人情的美、造型的美，以及延伸出的社会的人、人性、人物的个性……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西藏的宗教和人文关系当中，在西藏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西藏保持了原始的热度，历史变化的新的机遇，加上新发现的美的因素，西藏就是一个审美富矿、审美富泉，是伟大的源泉。
前人给我留下了审美历史经验呢？
从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变迁的机遇给西藏新的命题，给予历史变迁的诗意表现。董希文的《春到西藏》，不仅是气候变化，一个历史的春天到了西藏。潘世勋《我们走在大路上》，它能使我们想到历史往前发展，西藏往前发展更广阔的道路。
寻找古典的诗意也要当西藏去，韩书力两度画《和平西藏》，最后这一张真实表现了当时西藏人们各种各样的期盼新时代的心态，当他把我们的哈达和祥云缠绕在布达拉宫之前的时候，他给了西藏一个最新的历史时期。好的艺术是一种诗意表现。
另外一种，就是人性的素朴的本真的表现。古人说素朴是天下之大美，素朴的美是最大的。那么到西藏去看一看，我们艺术里面，我们从陈丹青《西藏组画》那种平凡的，原汁原味的西藏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进城的一男一女，那个汉子的强健，那都是健康的力量。姑娘的秀美和汉人的壮美都得到体现。这种美是新时期以来我们深刻认识的。
第三个，仍然在坚持，仍然是有迷人的魅力，宗教力量的震撼。一种是作为基因的唐卡仍然在继续，就像在颂经、撰经般传承着古老唐卡。同时把唐卡作为新绘。从唐卡到现代布画的这种转化，是西藏美术史的转化。一批新的艺术家成长起来，他们的乳汁来自唐卡，但又生出了新的后代。这种新创，其现代结构融合了神意色彩、精神思想、理想人文。就像《格萨尔王》，它不仅仅是朝圣场面，一种纯粹的宗教的表现，而是转换了一种现代形式，现代的一种大的题材。李伯安120多米的《走出巴颜喀喇》充满了神性，中华民族庄严神圣的精神就源自巴颜喀喇，从这里流出不仅是河，不仅仅是藏族的血脉，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李伯安用自己的生命在画，最后倒在了画前，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像僧人一样修行，成为艺术的活佛
讲到哲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一种深刻的美学知识，西藏的人生之间原本就是谐和。之所以叫“和美西藏”，不仅是大自然的壮美，那里未被破坏的大自然，与文人写意的山水是不同的，它是从中国山水画，从烟雨之美转向阳刚之美的。
所以说要研究传统，把西藏传统放在中华民族，放在世界美术史中来研究。从美学上来讲，美学精神有待继续升华。
艺术是登山，是攀山，是攀登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厚实与喜马拉雅山的高度是成正比的。我们多种艺术修养的铺垫和撞击，会使我们艺术的喜马拉雅山高高树起。只要我们像西藏僧人一样虔诚地修行，我们也会成为艺术的活佛。十七届六中全会提供了这么好的机遇，画不好，不要怪中央对你不关心，这时候画不好将怪我们自己。（注：刘曦林先生发言内容的原题为《西藏美术与藏族题材美术的追求》，本文题目由中国西藏网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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