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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箕村的碎石瓦砾之间，仍有许多幢房屋在顽强坚守。南都记者 黄皓 摄 |
11月4日一大早，天河区南方人才市场8楼的杨箕村委办公室，聚集了30多名村民，他们拿着1000多名村民的签名册，要求村委尽快做通“钉子户”的工作，让新的杨箕村早点建起来。
眼见着开工建设的日期早已过去，而新的杨箕村建设还没什么动静，许多村民急了。
“现在十几户村民不愿意拆迁，让全村的改造方案停滞下来了。”主持杨箕村工作36年的杨箕村经济联社董事长张建好对改造的现实困境感到十分头疼。
在拆迁僵局的背后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种种利益协调的复杂性。其背后需协调好城市发展与村发展之间的利益，村内大家族与小姓成员之间的利益，以及村民个人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村民文化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
本报记者经过大量访谈解到，杨箕村民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引入开发商还是村集体自己开发的争议；二是在房屋补偿面积认定上的分歧；三是在临迁费补偿标准上的分歧。
中国村民自治法规定，行政村决策需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户代表召开村民大会，并经半数与会人员通过。那么，当村内少数村民与村集体决策不同时，该怎样协调其中的不同诉求？司法强拆与人文关怀又如何协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改造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焦虑
千名村民联名“求回迁”
从去年动拆开始，安置在金迪大厦的老人相继走了10多位，有些老人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回村”。
11月4日中午，杨箕村村口金迪大厦1809房，91岁的姚婆婆翻着厚厚一叠相册，这是儿女们为她在旧杨箕村拍的留影照。良久，她叹了口气说：“拆了，没有了。”
窗外，旧杨箕村的景象一览无遗。碎砖瓦砾之间，还留有数幢“留守户”，稀稀疏疏地立在村里。
“想起以前，她就会翻相册看。”老人的侄媳妇告诉记者，老人每天都问她房子什么时候能建好，她担心自己永远回不去了。
这样的期待与不安，不止姚婆婆一个人有。金迪大厦是离杨箕村最近的一个拆迁村民安置点，去年5月份动迁以来，村里把一些60岁至80岁甚至更高龄的老人优先安排在离村里最近的地方。像姚婆婆这样在村里住了几十年的老人，都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村”，哪怕是还居住在杨箕村村口，他们都天天叨念着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从去年动拆开始，安置在金迪大厦的老人家相继走了10多位，有些老人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回村”。
在等待一年多之后，看着最初的改造计划仍迟迟未动，村民们“回迁”的强烈情绪在今年9月8日首次对“留守户”实施司法强制执行期间集中“爆发”。当天一早，上千名村民自发回到村中，密切关注动态。不少急盼回迁的村民似乎松了一口气，在他们看来，回迁加速有了盼头。一些情绪激动的村民主动站出来说，“要打好头炮，头一炮如果没打好，后面就没戏了。”
然而，9月8日首例杨箕村“钉子户”司法强拆之后，又是2个月没有动静。
“原来每个月至少有4000元的房租收入，拆迁后一分钱都没了，虽然外界看杨箕村都比较富裕，但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那样，没了租金来源，一家几口日子过得很拮据。越早搬回去越好。”秦叔在村里原拥有一栋4层高的楼房，自住1楼，剩下2层楼出租。杨箕村拆迁后，秦叔和妻子带着老母亲，在番禺租了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两房两厅。断了房租来源后，他现在每天都精打细算过日子。“每个月交租1500元，老母亲买药看病再用去500元，而我一个人的工资才1100元，加上政府给的3000元拆迁补偿，剩下的2000来元要应付3个人的生活。”
“一家拆迁后搬去了龙洞，我退休了没事做，现在基本上每天坐车过来跟街坊聊天。”今年刚满60岁的董阿姨告诉记者，以前住在村里，起床后就先和街坊们一起晨练，再结伴去买菜。如今住在龙洞，邻里街坊互不认识，吃完早饭就想往村里走。“即使要转两趟车，来回花8块钱的路费，我也想回来转转。”
未见工地开工，村民们越来越焦急。不少相熟的村民开始走动，讨论着何时回迁的话题。11月4日，天河区南方人才市场8楼的杨箕村村委办公室，30多名村民拿着“要求尽快回迁”的签名册，要求村委尽快做通“钉子户”的工作，让新的杨箕村早点建起来。
村民们手里拿的是1000多名村民代表各自家庭的联合签名，眼见着开工建设的日期早已过去，而新的杨箕村建设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些村民颇为焦急，“不看到挖土机开挖，我们心里就没谱。”
坚持
“留守户”的诉求与担忧
“如果条件允许，希望能够在杨箕开一个讨论会，让各界听一下我们的诉求、生活现状。”
一边是3000多村民盼望“回迁”，一边是17户留守户坚持“不拆”。
2010年5月，杨箕村改造动迁，当地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临迁费激励机制来加速推进拆迁进程，凡是在去年6月30日之前签订拆迁协议的村民，都能获得每月每平米30至45元不等的临迁费，相当于在此之前猎德村民临迁费的1.5倍。
但激励政策在“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奏效。截至今年11月4日，杨箕村改造工地上，仍有17户“留守户”、23栋未签订拆迁协议的村屋。
村民的“留守”原因，在村委的“摸查”下主要分为几大类：一是希望提高临迁费，从原来每月每平方米30元不等提高到60元不等；二是要求按照房屋原有实际楼层、面积计算回迁房面积；三是希望将原来村屋用来开“士多”的面积划入商业铺位补偿范围；四是希望通过拆迁改造增加新补助的贫困户；其他情况还包括弃产者要求村委购买其回迁房或者补偿精神损失费等。
“为什么要引入开发商呢？杨箕经济联社为什么不自己开发？”“留守户”姚慕嫦坚持的理由不为面积补偿，亦不为临迁补偿标准，“如果条件允许，希望能够在杨箕现场开一个讨论会，让各界听一下我们的诉求、生活现状以及经历。”
与姚慕嫦情况不一样，杨箕村永巩二巷8号的李洁娥，因为房屋产权关系不清晰，至今仍在“纠结”。李洁娥说，她所住的房子是前夫冼传威（已故）与非村民陈月眉的合建房，当时曾约定将原宅基地上盖房屋拆除重建成现有的三层半建筑，但因重建时未获政府批准，原宅基地使用证原件被收回后，新的宅基地发放使用证未给李洁娥。这些情况，使得目前她的宅基地房屋未有合法报建手续和合法产权证，合建纠纷也导致她房子的拆迁事宜一直僵持。
“留守户”邝姨则一直担心房屋拆了之后，世代依靠房屋出租的他们失去经济来源。“我有出去找工作，但因为杨箕村在很多招工单位看来是有钱的地方，而被拒收。现在家庭收入就依靠女儿每月400元的分红。”
“留守户”何海红写了很多介绍家庭情况、住宅情况的材料给村委，但没有得到村委的逐一回复。在她看来，交给村委的材料上所写的情况，都是签订拆迁协议的前提。
姚金銮也是至今仍“留守”的村民之一，他的担心只有一个“协议”无效。“我至今只有一个补充协议，如果没有村干部签名，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找谁去？”
出路
物质和精神都需要依归
除了要考虑未来的经济收入外，“乡村文化”仍是许多村民心中难舍的情怀。
杨箕村虽然总面积仅11.49万平方米，但其地处越秀、与广州CBD珠江新城比邻的天然优势，让其地位独特。杨箕的改造拆迁也因此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
2010年4月19日，杨箕村改造方案最终敲定，改造提出了让村民振奋的理由：释放旧村土地价值，实现村民和集体收益增长；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消除治安和消防等安全隐患，提升地区整体环境品质；推进全面城市化，实现“村—城”零差距；促进村组织体系创新，将杨箕村改造成现代城市社区；维护村落文化与历史，促进与城市文化融合等。
然而，在城市化的大目标下，一个千年古村要怎样协调好融入城市的各种利益与关系，需要解决的难题不少。
●南方日报记者 陶达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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