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

　　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

　　青春何处还乡

　　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本刊记者 张蕾 发自湖北襄阳

田玉在康复中心（张蕾）

　　雨天。院子里泥土稀滑。砖砌房的正厅里，田建党坐在自制的小木凳上择菜，边择边说：“我在深圳记忆最深的事，就是去买菜。大夫说田玉要补充营养，吃排骨。我去一个卖菜的小超市，买了3棵蒜苗，1块钱；3棵香菜，1块钱。”他摇摇头，叹气一样吐出3个字：“太贵了。”

　　他身后正对房门的墙面正中间，挂着“气度非凡、和蔼可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左右的对联是：光辉思想照千秋；光辉思想照千秋。横批：福星高照。这是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邓岗村田庄的一户普通农民，也是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的家。

　　离乡

　　去年二月初二（3月17日），龙抬头。田建党接到村工委书记的通知：大女儿田玉在其打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宿舍楼上跳了下去。

　　田建党完全没法相信。

　　“我们村里前几天有个小孩在城里上学，给他们家打电话说是他孩子出事了，叫他拿6000块去。”后来证明，打电话来的，是个骗子。

　　害怕上当受骗的老实农民田建党，马上联系跟女儿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让其跑去医院，确认了消息。

　　田建党打听了镇上懂得联系航空公司的人，被告知当天襄樊（去年10月，襄樊更名襄阳）飞深圳的飞机已经没了。他只能等到第二天一早从镇上的长途汽车站出发。一个多月前，田建党就是在这里送别女儿南下的。

　　去深圳之前，田玉对深圳是座怎样的城市“一窍不通”。电视里，重庆的城市规划宣传片给她描绘了一幅大都会画卷，里面的世界斑斓闪耀。于是她想，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吧。

　　田玉念完中专的课程后进入实习期，在家闲了两个多月没事做，打电话给在深圳打工的堂姐说想过去。

　　插秧“很累很累”，“天没亮就要起来”；种地“很脏很脏”，“像插秧，整天在水跳蚤、泥泞里面做”。田建党的“想象就是，在工厂干活，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会）很轻松的吧。最起码在这个厂里卫生要干净一点”。

　　田建党舟车辗转来到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梅林关外的龙华镇，比家乡的老河口市还要大，地上有散发霉味的垃圾，天上有彻夜不休的霓虹。这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里，坐落着一间给海外电子产品做代工的庞大工厂，名叫富士康；老板是个跟影视女星传过绯闻的台湾商人，名叫郭台铭。

　　老田不晓得那么多，他一直唤女儿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为“副食”康。

　　在医院病房，老田守着刚从ICU里推出来的女儿。她保住了命，但下肢瘫痪。

　　从去年1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先后传出15例自杀，其中3人幸存。

　　田玉苏醒过来以后，田建党逐渐问出女儿跳楼的原因——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田玉始终没有领到工资卡，龙华厂区的领导说她的卡在观澜厂区。田玉在观澜厂区转了大半天，被几个办公室踢皮球，最终也没领到工资卡，身无分文的她哭着步行回了14公里外的宿舍。加上此前弄坏、弄丢过两个手机（爸爸给买的手机掉到洗衣盆里坏掉，跟堂姐借的手机，放在工作服里被偷走），气性大而又毫无社会经验的田玉，在挣扎了一晚上之后仍然觉得这个世界绝望得无解，便跳了楼。

　　“就好像人掉到水里不会游泳一样，乱扑腾。”田建党总结道。

　　除了老田，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因为这样粗浅的理由自杀。作为一枚工厂的零件，躺在病床上的田玉，就像老家屋堂正厅墙壁上的对联一样，在旁人没留神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个难以理喻的bug。

　　“城市无情”

　　在深圳龙华医院的花园里，独自枯坐了6个半月，田建党没弄明白怎么才能让女儿站起来，没弄明白什么叫“人道主义”补偿，没弄明白富士康为什么宁愿花几亿修高楼防护网也不愿派个管事的人来问问田玉为什么要跳楼。

　　他只明白了一件事。

　　“虽说城市里，国家政策、人心都是好的，（但）实际上，城市无情。你这个人，有利用价值了，在城市能生存；要是老弱病残的时候，（本）属于农村的，你（就）得拔腿回来。”

　　老田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北京，因着有六七个人结伴，初到大城市也没有感到不安，只觉得“比农村好几百倍”。“那一年，好像有人在自己身上倒汽油，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在工地上，老田他们接受安全科长的教育：千万不要跟那些“自灭”的人有瓜葛。安全科长还讲到，四川有个地方盖地下室，塌了方，一个老乡被埋在里面，“老乡们用手刨刨，刨出来一条腿，几个老乡拽着这条腿就喊‘一二三’往外边拽，结果拽出来一条大腿……”

　　“我觉得他讲的就像单田芳说评书一样。”田建党的打工生活在这种既亲切又传奇的气氛中开始了。他在北京听过“评书”，在十堰讨过欠薪，在郑州被划过包，在杭州钱塘江畔的芦苇荡旁建过厂房。

　　五六年前的一个腊月二十八，已经结算过工钱的田建党想着省下火车票的钱，没打算回家过年。这天他到工地旁解手，刚一蹲下，便听到远处烟花升空的声响。他蹲在芦苇荡里，看着漫天烟花，感受着别人过年的气氛，“心里不好受”。“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买了一张八十多块钱的临客火车票，除夕那天坐车返乡了。

　　回到老家，田建党会跟大伙讲城市的模样。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现实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田玉摇着头，用家乡话费劲儿地吐着那么几个字。

　　她会说普通话，但极不习惯，也就不常对人讲起，她操着口音说“老乡都听得懂我说话”。可实际上，在一个多月的工厂生活里，她没有结识一位老乡。只有一个玩儿得还不错的同伴，两个人的业余生活基本也就是逛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购物）篮子，再一个个地放回（货架上）去”。

　　刚到深圳时，为了弄清女儿跳楼的原因，田建党申请进厂看看。在田玉的寝室，他见到几个只会念“不知道”、“不清楚”三字经的女孩子，张张面孔上硬板板地写着“陌生”两字。

　　从厂里出来正是傍晚，工人们下白班。

　　“我看都是30岁以下、十几岁的孩子，很多很多，一个一个数的话就看不清人。”老田迎着宽宽的马路上走满的人，感觉比秋收时家里剥下苞谷粒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在农村，刚毕业的女孩就像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道。上学期间，什么事也没让他们操心，没让他们受罪。在家，我们在地里干农活，天一热，她就回来；凉快了，她想去就去，很随意。”

　　“随意”是工厂的天敌，尤其在这个以军事化管理、以效率闻名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里。流水线上作业，除了线长的责骂以外，没有其他人声；进入车间的楼梯上写着诸如“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的名言警句；到处都有保安；指不定哪个角落里哪条道道上就矗立着一块“禁止进入”的牌子。

　　这些牌牌规规让胆子本来就不大的田玉“不知所措”。害怕、拘束、没经验，加上“成天高度集中在检查产品，大脑都有一定的影响”，身无分文的农村女娃子心里一下子“没有一点点谱了”。在老田看来，决定跳楼时，小田“脑袋已经不能正常地运转了，只能忽高忽低地运转”。

　　动身离开深圳前，田建党第二次去田玉宿舍，收拾行李。因为需要有公司员工陪同，田建党在雨里等了一个钟头，才等到田玉的线长。这个富士康公司最基层的领导，误将田玉宿舍所在的“百合园厂区”当成了“百花园厂区”；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用了一个小时。

　　对这座大得无理的工厂，田建党既不解又愤怒。他看到这些女娃娃的床位上，只铺着一张毯子，“没有凉席、褥子什么的”，再就一个枕头。田建党觉得“寒酸”，“还不如家里，农村最低的条件，夏天还有个凉席吧……你看富士康的外形，高楼大厦的，可好！”

　　转瞬即逝工厂梦

　　在深圳的最后日子，老田终于跟富士康“谈妥”了钱的问题。协议上写着“出于人道主义”，“补偿”给田家18万元。

　　“18万”是个老田不能接受的数字，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

　　“我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分析这个事情。我想国家、政府重视这个企业，把这个企业看得很贵重，别人也动摇不了它。到最后我就想，管它呢，就算它给我10万，我也要回家；就算他不给我一分钱，我也要回家。既然我生了田玉，她的后半生我还能照顾她。”

　　去年国庆节那天，老田坐车离开深圳，回去“慢慢过穷日子”。

　　乡村生活重新开始。田玉又逐渐快乐起来。在家里，单单看着聋哑弟弟抱着小熊公仔玩儿，田玉都可以开心地笑上一阵子。她继续种花，继续看家里的麦地从青葱变成金黄，“将田间的麦秆做成笛子，可以吹响”。

　　很多人希望帮助田玉。深圳的记者陈远忠从香港买来编拖鞋的手工教程送给她。老田带着小田，研究了将近两个月，基本上把书里教的66道工序的拖鞋做法弄明白了。编好的拖鞋好看、舒适。陈远忠建议说，你们就编拖鞋卖吧，一双50块。

　　田家觉得可行，就开始组织留在村里务农的中年妇女们来家里编制拖鞋。今年四五月间，“田玉拖鞋”经过网上传播，销售红火得很，订单传来：广州100双，深圳100双，北京100双……

　　“那个时候是你做多少就能卖多少，就是你做不出来。”田建党常常要劝着急的买主：你要有耐心才买得到。

　　那段时间田玉情绪高涨。她甚至想到了那座几个月来刻意回避的工厂。4月27日，她在微博里写道：

　　“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的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的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田玉有过的、最明确的“理想”。但父亲田建党很不以为然。

　　“我对她写这个，只能说个‘不现实’。——要写得现实一点，哪个工厂是容易开的？”

　　实际情况很快应验了父亲的话。在做了千八百双拖鞋之后，订单就断档了。田玉这才从“爱心”造成的“假象”中明白，“最开始（的买家）都不是来买鞋的。”

　　“以前是抱着希望去做（拖鞋）的，现在不行了……（办工厂也）没那个能耐。不敢想了。”

　　小田的工厂梦破灭了。

　　拖鞋没了订单，由农妇充当的临时工也被遣散回家，老田又闲下来。一天，他在屋里转悠，看到电视上说，郑州一家打火机公司招加工商，招商广告以讲故事的方式，诉说着没什么特殊技能的小青年组织工人在家庭小作坊里加工打火机而发财致富的传奇。田建党被说得心动，就打通了屏幕上提供的电话。一个说话“怪实在，怪好听”的女人出现在电话那边，邀请老田去观摩厂房。到了郑州，老田在那栋大楼里左看右看，觉得办公室里的人像是装腔作势的临时演员，展示的打火机只有一种，不像正儿八经做生意的架势，在9000块钱的押金合同面前，老田退缩了。

　　狐疑一直存在，总觉得有陷阱，但又不晓得人家的坑挖在哪里。不过老田还不死心。又一日，武汉也有一家打火机公司招商，老田又随手把号码记在挂历纸上。

　　他问我：你觉得做打火机这个事，现不现实？

　　我到网上一搜，发现诸多控诉郑州那家打火机公司行骗的帖子。

　　老田的工厂梦也破灭了。

　　村里最后的女孩

　　为了生计，田玉在淘宝上开了网店，但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快递公司愿意来收件，所以发货只能用EMS，无议价余地，“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一双66道工序的手工拖鞋，加上邮寄费，共计75块钱才能买到的一双拖鞋，还要等上一两天的制作时间，这个因为要康复训练而不能经常在线的卖家，销售业绩可想而知。

　　如此精贵的拖鞋，田家人自己都没穿过，“只是做的时候在脚上试一下”。

　　绒面布料编成的拖鞋，颜色鲜得很，跟田家已经斑驳发黑的绿漆旧家具很不相称。拖鞋们被仔细地包在层层塑料袋里。

　　“这种拖鞋只能在地板和地毯上穿，到外面穿就不行。”所以，“这个东西非得在大型城市里销。”田建党分析道。

　　城市，对于老田一家老小来说，身在其中时，觉得“没办法”、“一片黑”；等到离开以后，又成了寄望的对象。

　　今年5月，通过《襄阳晚报》记者联系，襄阳的鄂西北工伤康复中心愿意为田玉进行免费的康复治疗。

　　在康复治疗大厅，田玉一边开着手机放音乐，一边进行康复锻炼。因为手机挂着QQ，常有好友上线的咚咚声，田玉妈妈被吵得很恼火：“你那手机，能不能关了？”

　　田玉不理会。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会让手机这么吵，但一进城，她总会让这个机器保持忙碌。

　　康复训练中有一项是田玉最不爱做的：上身与腿成直角坐于床上，身体两侧各有一支架，双手撑支架使腿部离开床面。她不爱做的理由是，“裤子会湿。不是因为出汗。”

　　这天她做了四五十下，嘴巴突然撅得老高，把两个支架撇到一边，抱怨妈妈：“我说不做，你非让我做……”她用手撑着，挪到床边，挪上轮椅，妈妈刚一卷好湿了的床单，她就一把抓过来，迅速掖到轮椅靠背底部，用后背严严实实地倚在上面。

　　她藏起了床单，也藏起了自己的难堪。

　　在《伤不起》的洪亮歌声中，她自己摇着轮椅，回屋换衣服去了。

　　那天，她在助行架的帮助和康复师的“逼迫”下，顺着康复大厅里画的脚印，走了一圈，头发滴汗。脚印画了64步，田玉走了一个半小时。

　　明年，回到家乡的田玉，将成为村里最后一个年轻女孩。平日里，除了过年，村里再也没有一个她这般年纪的人。连她去年辍学的妹妹，田建党也打算着，明年送到杭州她小姨那里做工。这跟他当初送走田玉时的希冀一模一样。

　　康复中心的房间窗台上，摆着田玉种的花：印心儿吊篮，观音莲，栀子花，还有一篮子石头，石头缝里钻出丝叶。

　　田玉很喜欢这篮子叫不出名字的不开花的丝叶植物：“我觉得它挺神奇的，不需要土，只要有水有石，它就能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