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难在体制不顺

　　根源在体制制度

　　在中国反垄断怎么这么难？

　　赵伟坦言，在中国，政府与企业并不如同国外那样分得很清，于是市场上就有两种运动员，一种是有靠山的，一种是没有靠山的，这时国资委“并不是

　　13亿人的国资委，而是那几大寡头的国资委”，就像电信和联通，都是信息产业部的亲儿子，怎么会舍得打他？

　　“所以我说期望不要太高，老子打儿子，棒子可能高高举起，却会轻轻落下。”赵伟说。

　　即便一生都致力于推进反垄断的法制进程，王晓晔仍然对中国的反垄断执法环境有清醒认识。她向记者提到了垄断央企对反垄断执法的羁绊。

　　在中国，垄断型国企动辄就是部级、副部级，而目前的三大执法机构或者受理案件的法院，从级别上想要监管或者审理就存在很现实的困难，更别提这些垄断国企还有各自的主管部委了。

　　多头执法也被认为是反垄断执法不力的原因之一。目前负责反垄断的三大部门，分别是商务部下属的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原价格监督司)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下属的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

　　多龙治水向来被认为是监督不力的一大弊病，因为都有职责，最终容易沦为谁也不管，又都没有责任。

　　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垄断法专家很悲观地对记者说，3年多反垄断之剑未向国企开鞘，这可以理解为过去的惯性使然，但中国目前都没有独立的反垄断机构，全都依附在各部委下，连一个反垄断的部门都独立不出来。

　　他直言，在中国反垄断实在是太难了，改革进行到这个时候，容易改的就改了，难改的推不动，除非真出什么大事，可能动一下。

　　王晓晔也认为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是中国反垄断的最终出路，否则仅依靠单纯的一部反垄断法，想要达到反垄断的卓有成效，绝无可能。

　　“这次我们也感受到发改委的压力，真希望最终能够尽可能地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引入竞争。至少，排斥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王晓晔说。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