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们的官场生涯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终于受不了这些了，辞离官场。“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如果熬的话，也会有一官半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忆起这段经历，覃夏说，事实上，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也没什么经验，“想象着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其实谁听你啊”？正如梁婷说的那样，“想改变的没条件，有条件的不想改”。

　　不过，大学生在基层究竟能改变些什么？也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黄福威就认为， 由于乡镇没有财权、人事权，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层领导，都不愿意呆在乡镇，一有机会就努力往县城挤。

　　在黄福威看来，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大学生会写材料、懂计算机知识，他们在基层提拔比较快，对于其他基层干部来说，已经不公平了，其实这些大学生对基层的情况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还是那帮老人。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体制问题之外，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或许才是这些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关系来摆平，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根本改变过。即使不是身在官场中的人，也深有体味。

　　“一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老乡，跑运输时车辆超载在田林县被查扣时，都经常找我帮忙。”田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黄超告诉记者，尽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门上班，但一般打个电话也可以搞定。

　　“即使不认识，喝两次酒，朋友一介绍就都熟悉了，打招呼也都会给面子。”黄超说，小地方就这点好处，遇事习惯找熟人，而且也能解决好。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基层政治的运行也就更加无视规则，依赖关系，战友、老乡、同学等等什么样的关系圈子都有。就连结不结婚，都是一门政治学问。尤其是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最好的融入就是联姻。

　　“和当地人结婚的好处是，你被认为是扎实基层的表现和决心，组织在提拔时，会优先考虑。”肖桂国说，一旦和当地人结婚，就成了顺利融入当地的润滑剂，别人在介绍你时，也不再直接说你的名字，而是强调“这是谁谁谁的女婿或老公”，毕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权贵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帮说话，进步就比较快。

　　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挫败后，这些年轻人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年龄阶段所要面对的全部问题：买房、结婚、生娃、照顾父母等。于是，不少人选择了逃离。

　　宾秋月，2003年毕业后来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镇政府上班，2006年9月离职，目前和老公在南宁做生意。

　　刘强，2008年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进入河池市委办，主要给市领导写材料。2010年12月，辞离官场，来到南宁北部湾银行上班。

　　黄延新，2003年毕业后在柳州市基层从政，2006年，辞官做律师。

　　肖桂国，尽管目前还是在体制内，但转到了广西区委党校任职。

　　对逃离官场或转移阵地的人，很多都是涌向了南宁。 “大城市尽管压力大，多少还是讲究游戏规则，机会多一些，选择的空间也多。”梁婷说，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因房价等压力，很多白领直呼“逃离北上广”，但结果还是“逃回北上广”。

　　升迁的通道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努力往上走，当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但升官并不是靠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对乡镇而言，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就属于外地。而在县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对于这些外来者来说，站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为谁的人才行。不过，官场有起落，斗争有成败，站队的风险也不小。站错一次队，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

　　还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们，也会经常出来分食本就不多的升迁机会。“官二代”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没在基层呆几个月就坐“直升飞机”，步步高升，这在官场中为不少人所诟病。

　　中组部在关于选调生的选拔培养方面，有这样的表述—“重点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同时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定调和表述，有时成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据。

　　对此，宾秋月说，应该对“官二代”采取异地安插等方式，尽可能避免让其回到其父辈所能庇护的地盘，比如不能在其家人为官的出生地、成长地任职，尽可能地脱离其家人所能庇护的关系网，应该说，在同一个市都不行，在官场上，同一个市基本都能很好地运作。

　　在官场里沉浮，女性的命运更显艰难。 女人从政获得升迁，总是和情色过多地牵扯在一起，进而成为官场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我平时接触了解到的，一些担任团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女孩，一些靠色相获得升迁的，她们通常就是县某个领导的女朋友。”一位深谙官场的官员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层女官员命运的，不只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干部要提拔，需要党委书记的推荐），因为凡是副科级以上干部，都纳入县委组织部统一管理，所以能掌控这些女干部命运的，还有县里的主要领导，有的女干部一心想着往上爬，关键时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访者也坦承，基层官场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中，即使获得升迁的人真不是靠出卖色相获得的，也会被怀疑，甚至谣言铺天盖地传开，因此，对一些女干部而言，获得升迁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仕途的进步，忧的是官场的议论：她是谁的情人，她和谁有一腿……流言蜚语，不堪其扰。

　　“我当年一个22岁的小姑娘，性格开朗活跃，加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会打字、会写发言稿，领导有什么事也喜欢叫上我去做，人家也会怀疑和议论说你是不是在出卖色相。”

　　梁婷直言，“其实我真没什么，自己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但还是有人会说，在这个官场环境中，不管你有没有事，一旦进入，基本上也就无法逃离色相与升迁的暧昧揣测。”

　　这点，肖桂国也有体会。他正忙着主编的那本关于选调生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拟定的书名《选调生眼中的官场》却遭到了很多参与者的强烈反对。

　　开始肖桂国还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反感的是“官场”二字，“在今天的社会，这个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异化为藏污纳垢、色情、权钱交易等不好现象的代名词了。”肖桂国说， 所以身处官场的他们，不愿去面对“官场”这两个字的异化内容， 他们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会对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

　　这个书名提出后，Q群里马上就有Q友发出措词强烈的声明：鉴于书名被改，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本人决定退出，特此声明！

　　这让肖桂国的出版计划陷入了困境。“在基层，他们都算得上是高素质的政治精英，但一个书名都能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和争议，你说到底是他们改变了基层官场，还是这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改变和同化了他们？”肖桂国说，定个书名尚且如此，何谈其他什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