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在重庆，央视《对话》栏目采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黄奇帆详细讲述了一场发生于中国西部最大城市最大规模的收入分配改革。
他曾对媒体说：在重庆当市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可以不断地在改变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大事情。
“再不分蛋糕，就伤感情了”
这些大事情现在被浓缩成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简称“共富12条”)。“共富12条”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重庆的现实是：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大量的下岗工人和涌入城市的农民，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而且，城乡差距极为明显。
这一决策的设计者、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这对重庆的的确确是很大的考验。但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步又非走不可，而且早抓比晚抓要主动得多。
薄熙来呼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决起来就越难，成本就越高，付出的代价也会越大。“真要出现两极分化，再想平衡，就非常困难了，就会伤害感情了。”
根据黄奇帆的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之间有歧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岗位工资低；第二，在城市群体中行业差距很大，高达几十倍的差距；第三，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税赋之间，切蛋糕不够合理。“二次分配里面，该多交的没有多交，而低收入阶层交得不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分配是不公的。”
让农民富起来是最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大约有两亿多农民到城市里打工，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待遇。“这很不公平。”黄奇帆坦言，一谈到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都说会有代价。一个人进城，意味着学校、医院、道路等各项公共资源费用的增加，政府需要一大笔钱。
据黄奇帆介绍，至今年年底，在重庆工作三年以上的重庆农村户籍人口大约有300多万人自愿转成了城镇户口，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五个保障”一步到位，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重庆建设的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配租给农民工的比例达40%～50%。
但农民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入来源太单一，财产性收入只占全年收入的3%。”在黄奇帆看来，缺少财产性收入，这是中国农民贫穷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重庆的制度安排中，地票收入和质押融资未来将成为重庆农民重要的财产性收入。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地票”制度，将进城农民的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形成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即“地票”。地票可在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的主体，均可在政府制定的交易基准价格基础上参与竞购。地票拍出后，即可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拍卖所得，85%给农民，15%归集体组织。重庆目前已经运行了8万亩地票，平均一亩地票20万。
另一项财产性收入是融资质押。“中国55万亿的银行贷款，但贷给9亿农民家庭的贷款，仅1000亿，当然给农村的集体组织、乡镇企业的贷款有一定的量，但给农民个人的贷款很少，而4亿城市居民的家庭贷款超过5万亿。”黄奇帆认为，农民缺少了融通产生的资产性收入，这是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
重庆的做法是将三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量化，例如，宅基地如果量化成100块钱，其中80块钱归使用权人。这样，银行即可根据农民三块地的使用权予以质押，发放贷款。至今年年底，重庆农村的农民家庭融资超过100亿。
“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个人贷款的坏账率比国有、民营企业贷款的坏账率要低。”但万一出现了坏账，重庆市政府也考虑了一个很合理的措施：政府的担保公司承担1/3，银行承担1/3，还有1/3由老百姓的质押物来赔偿。
国企利润三成交财政
然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
专门研究重庆模式的学者崔之元曾撰文分析了重庆巨额民生支出的资金来源：一是国资增值，二是地票交易。
在过去的几年，重庆市政府储备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这为重庆国资“八大投”的运营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八大投”，指的是分担重庆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运营的八家国有企业。这是重庆交通、水务、土地整理和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八个主要投融资平台。具体运作模式是，政府先向“八大投”划拨储备土地，“八大投”则以土地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再等土地增值，拍卖赚到的钱用来归还银行贷款。
以“八大投”为首的重庆市国有经济规模从2002年的1700亿增加到目前的1.5万亿，总量居全国第四。按重庆市政府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的利润每年要上交30%。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
“国有企业的收入不是给国有企业的经理唱卡拉OK，亏了让财政补窟窿，盈利了就变成他们内循环，这个不行。全世界股市的基本原理是，上市公司必须每年拿30%左右的利润分红给股民，我们国有企业当然不能给全民分钱，但把这个钱交出来给政府进行公共服务，是义不容辞的。”黄奇帆说。
上交的利润成为财政公共预算。“重庆这几年有一个比例高于全国，就是预算内财政的50%以上用于民生，全国这个比例一般在30%左右。我们为什么能到50%呢？”这位市长解释，因为国有企业交了利润，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否则，政府必须拿预算内财政去投入，民生方面的投入自然减少。
在他看来，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重庆把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实现共富的战略措施。”
政府为主导，庞大的国资为后盾，被认为是“重庆模式”的重要特征。但这也被认为没有多少可复制性，因为除了需要庞大的土地资源储备外，还需要强势的政治影响力，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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