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 转型时代的书生

　　“每一个世代都有很有劲的人。论机会，比我晚一辈的人远比我有机会，他们当中如果有人像我一样饥渴，他们会比我读得更好。”

　　本刊记者 吴琦 发自台北

　　三十多年前，詹宏志离开家乡南投县草屯镇，带着半条棉被、两件衬衫、一本《荒漠甘泉》，高分考入台大经济系。棉被的另一半被他哥带走，那本《荒漠甘泉》是中学老师所赠，因为蒋经国的推荐成为当时的热门书。

　　行李中还有一把“扁钻”——压扁的长铁钉，是那一代台湾人小时候所能拥有的最便宜的防身武器。

　　临行前，母亲只吩咐他两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万不要写文章。当时略有文艺倾向的小孩大都受过此类教训，母亲们别无所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苟全性命于乱世”。

　　大学一年之后，詹宏志准备丢掉那半条旧棉被，整理房间时，那把扁钻“哐当”掉在地上，他想了想，决定把扁钻也扔了。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用到它。

　　毕业后，他辗转做了多份工作，不断地转行，前后拥有过两百多张不同的名片——编辑、出版人、杂志主编、电影制片、唱片公司老板、网络公司董事长……自己也写文章，没有一份工作符合母亲当初的要求，几乎样样都是著书立说、公共发言。

　　1980年代台湾文化推手

　　詹宏志是七八十年代台湾文艺圈绕不开的人物。《联合报》副刊编辑出身，继而办报、办杂志、经营唱片，偶尔在电影中客串一个路人甲的角色。

　　他是《台湾新电影宣言》的起草人，担任过《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多桑》等经典电影的监制或制作人；他是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作家的出版人，由他创办的城邦文化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因为大多数工作都位居幕后，那些导演、作家朋友都比他更有名。

　　1980年代后期，詹宏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台湾社会变迁的作品——《趋势索隐》、《趋势报告》、《城市观察》等，占据台湾金石堂图书排行榜头名几乎一整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那些书，让他后来“在社会上浪得一点虚名”。

　　他在书里效仿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写的是台湾的“小趋势”。说小也不小，从政治权利的分散写到商业文明的兴起，从城乡关系写到男女关系，兼论老龄化、中产阶级、核能发电、医疗体系、创业风潮等诸多社会现象。人们称他为“趋势专家”，大老板们请他去讲课，蓝绿两党同时抛来橄榄枝，大家都想把这个书呆子拽出书房，从他嘴里套出点玄机，解释台湾，预测未来。

　　当时的台湾处在经济起飞的后期，政治经济都在进步，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美国好像靠不住了，大陆又没有完全开放，农民除了种米还要卖米，年轻人都去大城市里寻找生计。刚到台北时，詹宏志就“仿佛感觉到有一场社会的巨变要来临”。念了点书之后，他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是因为它充满了机会。坏，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再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轨迹供我们不假思索地追寻前进。”

　　返乡一看，轰隆的挖掘机正在拆除旧屋、拓宽道路，路两边建起了新式洋房，开起了录影带租售店，亮起了霓虹灯，卖起了汉堡炸鸡，“城市都到乡村里来了”——小时候，他就是在同样的地点，穿过一片甘蔗田，走路去上学。

　　“从一个安定、沉静、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变成另外一种面目，这就是我这个世代在台湾面临的过程。”

　　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症候，詹宏志、侯孝贤、杨德昌等文化中坚都身处其中。侯孝贤从农村来到城市，杨德昌从美国回到台湾，两人电影中那些迷茫、愤怒的年轻人，多少都是在社会结构的剧变中失控。两位导演尽管在后期分道扬镳，但已然合力营造出一种反抗的氛围，在风险和禁忌之中，对各种官方说法提出质疑。

　　在詹宏志看来，侯孝贤是“呈现者”，总在重现某个时期的氛围、人的状态，宁可把镜头拉远一点，甚至把声音抽掉，让观众好像是不小心瞥见一般，“天地不仁，人世间就是这个样子”。而杨德昌是一个“解释者”，他的电影像论文，有前提、发展和结局，花很多力气去铺陈人的行为和社会大环境的关系。

　　作为观众，他被侯、杨二人的电影震撼，也为二人当时在台湾电影工业中碰到困难而感到震惊，“有这样的创作者，这个社会怎么会不期望他们再有更好的机会，为什么会有一种力量要拦住他、摧毁他？”

　　詹宏志并不是喜欢做电影，他只是看不得好电影被糟蹋。

　　他认为掷地有声的《新电影运动宣言》还不够有效，“语言上的对抗对创作无济于事，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他愿意做的，是让这些创作者赶快有戏可拍。

　　从此，他就成了导演和金主之间的“翻译”、艺术与投资之间的桥梁。他的工作就是反复与投资商沟通。为了摸索艺术电影的市场规律，他甚至想过绕开院线上映，尝试卖书式的邮寄电影，甚至为导演发行公债。

　　他的第一次成功就是《悲情城市》。这是台湾电影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奖，但这次巨大的成功很难复制。后来他帮杨德昌经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尽管在台湾本土赔钱，世界各地的票房都不佳，但整体上盈利，足够支撑下一次创作。那是他的得意之作。

　　如今，侯孝贤、杨德昌都已拥有大师之名，便常有人来向詹宏志讨要当时的秘诀，因为他是在后期仍与两位导演同时维持合作与友谊的极少数人之一。

　　他想这与他的性格有关，“看起来没有情绪，从来也没表达过情绪。”“但我必须说，他们最好的作品都是各自发展时做出来的，两人继续维持友谊和作品质量没什么关系。个性的差异、创作的自我意志，必然会把他们带到愈远的地方。”

　　1995年之后，詹宏志也渐渐淡出影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