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夫人：我们绝不修改《愚公移山》

　　玛索琳娜•伊文思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的妻子和最重要合的作者，他们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为中国的抗战、“文革”等历史留下一份底稿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你幸福吗？”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32岁的玛索琳娜（Marceline）穿梭在1960年巴黎夏天的街头，举起连着长线的麦克风，不时扶一扶系在腰上的笨大录音机，向每一个路人提问。

　　有人皱眉说“我现在没空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人远远就绕着躲开，有人停下来想很久，有人突然哭了，有人笑着拙声说：“是呀，我很幸福。”

　　这是市场调研员玛索琳娜第一次当演员，演她自己——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犹太女孩。这部让•鲁什的纪录片《夏日纪事》成了真实电影的开山之作，名列影史经典。

　　电影里，她喃喃自语：“现在我是为了明天而活，我忽略以前一些不正常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像个高贵的夫人。”黑白画面上，看不出她蓬勃卷发本来的火红色。

　　51年后，在北京的第四届新人电影节“伊文思作品回顾展”上，玛索琳娜又一次看到了年轻时的这部电影。此时，她是导演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Marceline Loridan Ivens），是世界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的妻子和最重要的合作者。

　　黑灰色的集中营编号“78750”仍刻在玛索琳娜左小臂上，已经有些模糊了。

　　卷发依然火红，是变白后染回来的。她戴着彩色大石头项链和镶边倒三角眼镜，左右手各一枚快两指宽的大戒指。比美丽更让人惊叹的是她的活力，83岁的她连着数天参加放映和交流活动到半夜。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文革”时随伊文思来中国拍摄了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愚公移山》。现在，她住在巴黎一幢普通小楼的第六层。她的朋友说，电梯还是伊文思去世前中国政府帮忙安装的。

　　“有些人以为自己赢了，其实他们输了。有些人赢了，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赢。大家可以试着把那些政治人物对号入座。”被观众围着问中国历史问题时，伊文思夫人大声说，“这些问题我没法回答，我不是中国人。这些问题要你们自己去找答案。大家到底在怕什么呢？怕做自己吗？怕被人非议吗？怕被人讨厌吗？不要害怕，应该勇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创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你经历过一见钟情的感觉吗？”49年后，谈起与伊文思的邂逅相爱，玛索琳娜依然笑得眼睛都被点燃，“就是那种眼神的吸引，然后两个人的身体紧紧拥抱在一起。”

　　1962年，玛索琳娜去阿尔及利亚拍摄当地民族解放斗争，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阿尔及利亚零年》，后来这部电影在法国被禁了40年。进入电影界之前，她就告诉过自己，如果拍电影，就要拍像伊文思《西班牙土地》那样的作品。

　　玛索琳娜在阿尔及利亚拍摄了4个月，回法国后去看伊文思的电影。她上前请教电影制作问题，伊文思要走了她的地址。一周后，她收到一大束鲜花，比她个头还要高。又过了4个月，他们在巴黎的一次摄影展上偶遇，伊文思邀请她吃午饭。他们迅速相爱。

　　“我毫不犹豫！他非常帅，虽然也非常穷，还没我有钱，我还有份薪酬不错的工作。”玛索琳娜说。而伊文思80岁接受采访时回忆，他在看《夏日纪事》时就爱上了玛索琳娜，“现在仍爱着她。我们的结合也是声画结合。我们有胆量在一起拍一部长达12小时的影片。”

　　玛索琳娜离开小自己10岁的男友，和大她30岁的伊文思在一起了，成为了“惟一和他共同生活30年的妻子”。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一个去冒险的男人在一起，但我不同。”玛索琳娜说，“我在集中营呆过，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15岁时，玛索琳娜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近两年时间里，她失去了45位亲人。“进去6个月第一次见到爸爸，是远远遇上，想拥抱也不行。就看过那么一眼。出来后才知道爸爸是怎么死在里面的。”

　　拍《夏日纪事》时，本来有一段是以协和广场上的反法西斯纪念活动为背景，但去到那里才发现，广场上的布景装饰已经拆了。玛索琳娜灵机一动，把录音机裹在大衣里，离远摄像机，在空荡无人的协和广场上独自走着，随便说点什么。这成了《夏日纪事》里最动人的一段。

　　“已经20年了？15年了？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我害怕。我不能就这样下去，爸爸。”玛索琳娜向死去多年的爸爸喃喃说着。

　　她轻轻哼起歌，然后对自己说：“现在心情好点了吗？对，我知道这很困难，很困难，不过情况总是会好起来的，哭管不了什么用。这是你自己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这样处决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正低着的头猛抬起来，笑一下：“不要害怕，这就是我的命运。”

　　这个忧伤自怜的女孩，是玛索琳娜通常不会表现出来的角色。更常见的她，会淡淡笑着扬起胳膊上刻着的集中营编号说：“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一个标志，是一种对战争的反抗，这是一个犹太人的通用编号。”

　　《愚公移山》

　　即使是世界闻名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夫妇也常陷入捉襟见肘的穷日子。有时会把住的房子抵押贷款，有时靠卖照片度过一年。

　　1938年，伊文思来中国拍摄抗日战争题材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即使得到蒋介石夫人的正式认可，伊文思也被具体接待人员列入不值得重视对象，因为他的报酬被看见了：每周50元。“我们摄制组人员对工作的献身精神完全被中国官员所误解。这真奇怪，中国多么急需这样一部纪录影片。但他们不相信别人能不谋私利不怕困难地为中国做一些所需要的事。……而且，我们还受到怀疑：什么样的人才肯以50元一星期来做危险的工作？”

　　伊文思只好难为情地给好莱坞的朋友打电报：“请回电说明，我是国际上闻名的，请著名导演如迈尔斯通等签上名，证明我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叫化子。”

　　拍摄完离开中国前，伊文思通过周恩来等人安排，把自己使用的一台摄影机和2000尺胶片赠送给正在筹建的延安电影团。正是这台摄影机，记录下许多延安时期的重要历史影像资料。这台摄影机也在建国后存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1971年，伊文思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周恩来请他们在中国拍几部影片。此时，中国在国外的声誉因为文化大革命降至最低点，一向支持社会主义的伊文思决定拍这部关于中国的影片。

　　两人回到巴黎寻找经费，还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报告会，收集到两百多个问题。“当时西方公众对中国普遍无知，觉得‘中国人是清一色穿灰衣服的人群’，‘没有个性的蓝色蚁群’。两百多个问题主要是关于中国民主，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学生运动？民众运动？中国是不是想要改变？还有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所有人想法是不是都一样？”

　　1973年， 两人再次来到北京，开始拍摄。翻译陆颂和记得，当时周总理的指示是，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按照什么样子去拍。“摄制组到各个地方去，要把这个指示传达给各个单位。”摄影师杨之举记得，伊文思不惜胶片真实纪录的拍摄方法很震撼他们，“以前我们都是一点点算好胶片拍的，生怕浪费。”

　　但遮掩无处不在。完美无缺的大寨，齐声称颂农活的清华大学生……在喀什，“早晨7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都拥入了成百名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伊文思都不相信华纳或者环球公司能为他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场面。类似的大场面安排，伊文思在1938年来中国时就见识过了。这些素材弃之不用，“我们想方设法要拍的是中国每个人的生活。”玛索琳娜说。

　　18个月后，伊文思夫妇回到法国，开始剪辑120小时的素材。1975年初，他们带着剪辑完成的7集影片来到北京，一场放映后，文化部负责人提出了61条修改意见：不应该把颂扬毛泽东的《东方红》与下雨打伞画面接在一起；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应该剪掉，或者加解说词说这是旧中国留下来的；黄浦江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

　　“我们绝对不会改。”玛索琳娜说。当时周恩来病重，在医院快要去世了，派人以最快的速度传来信息：带着片子尽快离开，不要再回到中国。“当时有四十多个人去飞机场送我们，大家都哭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和‘四人帮’是没有关系的，但他们不敢说出来，他们害怕。”

　　12个小时的《愚公移山》于1976年3月开始在巴黎上映，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6个月。这部影片在欧美各国博得广泛喝彩。“大部分人可以通过它发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发现真正的中国。”玛索琳娜说。

　　1976年10月，随着“文革”的结束，这部影片突然被撤出电影院和电视台。人们开始怀疑伊文思夫妇和江青达成协议，拍摄《愚公移山》。这让两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拍摄工作。

　　“生活就是这样，要准备好时刻冒险。”玛索琳娜笑着说，这10年，为补贴家用，她不时继续重操旧业——市场调研员。

　　你幸福吗？

　　“您觉得这个电影拍得公正吗？”2011年北京，《愚公移山》放映之后，被欧洲观众怀疑多年的玛索琳娜，终于可以问问她在乎的中国观众。

　　一个女孩回答：“跟大家平常印象中的‘文革’不一样的，太干净，太平和，不是我们父辈印象中的那种生活。拍得他们生活很幸福。”

　　很多年前，伊文思说：“当我表现工人造领导的反的时候，当我表现一个渔村的落后面的时候，当我表现一个船长承认对文化革命、对毛泽东语录搞不通的时候，我不认为我把所见的中国现状简单化了。或许有人认为，表现日常生活不能提示矛盾，不能提示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但玛索琳娜和我是在西方公众对中国普遍无知的时候拍摄这部影片的。我们的影片，表现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存在个性的。可能这一点还不够，但是我当时无法进一步深入了。至于中国的政治斗争，除了中国人是无法谈的。”

　　玛索琳娜和伊文思已经一起经历过很多次战争。他们曾躲在两三米深的地下室里，轰炸结束后，他们的房间全毁了。经历危险，“是因为要向世界展示人类怎样反抗不公平”。

　　但是，“世界上不存在一部电影可以改变一个社会，是中国人在改变中国的社会，而不是我的电影。”玛索琳娜说。

　　1980年代中期，年近九旬的伊文思多次来中国，要把看不见的风拍成《风的故事》。身体已经非常脆弱的他出镜演自己。“拍摄中有两次他都差一点死亡，镜头前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在做。”玛索琳娜说。

　　《风的故事》里有大量的中国元素：孙悟空、嫦娥、李白、兵马俑……某个片段中，伊文思走进一扇门中，一回头，脸上正绘着孙悟空的面孔。1988年，《风的故事》在威尼斯电影节荣获金狮奖。

　　1989年6月28日，伊文思在巴黎逝世。逝世前他给中国写过信，“他非常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呼吁和平而不是暴力，他最后说的话全都是关于中国的。”

　　“伊文思去世之后，我仍然拍一些介于现实和梦幻之间的电影，像《风的故事》一样。”2003年，玛索琳娜拍了关于集中营的电影《白桦林》。“白桦是我在集中营的时候，有人给我起的名字。”

　　电影节放映《夏日纪事》那天散场时，玛索琳娜问：“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他是不是很幸福？”观众互相看看，没人回答。

　　玛索琳娜不死心，一个个追问：“你幸福吗？”

　　一位女士说：我有自己的事业，有很多爱好，有一个异国爱人，我很幸福。一个男孩犹豫很久，看看旁边大笑的同伴，终于说：不是很幸福，也许太年轻了还体会不到吧。

　　各种答案和51年前没有太多不同。

　　她自己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老了之后就很难说什么是幸福的感觉了。老了之后就像一部深沉的作品，或者像一艘搁浅的船，经常会回忆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由悲欢组成，有你的偶遇，有你的经历。相比苦难而言，我的一生还是比较幸福的。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心情是非常平淡的。”

　　“那你喜欢自己这一生吗？”

　　“很难回答。因为发生的已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