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再造时刻

　　温州经济转型升级为什么慢？关键原因在于缺乏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环境，结果是高端产业引不进来、中端产业转移出去、低端产业留在本地，整个产业链逐渐低端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郭献文 胡作华 张和平

　　1月11日上午，浙江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杭州开幕。作为省政协委员的胡福林选择了“请假”。在位于温州瓯海开发区娄桥工业园的厂区办公室，他起草了一份“对信泰集团债务危机引发的思考”交到了会务组。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胡福林的回答很坚定，“年关到了，很多债权人，总是要有个交代的。”

　　“交代”无非是两条路径，一是尽可能盘活几块资产，包括催收现金应收款，对一部分债权人制定分期偿还的办法；二是加快制定、落实重组方案，对一部分债权人实施“债转股”。“现在都进入法律程序了，成立了债权委员会，愿意转股的，通过委员会审核就可以转股。”胡福林说，信泰集团已决定和当地6家企业合并重组，以净资产组建一个光电产业集团，加快战略调整。

　　刚刚过去的一年，胡福林的短暂“出逃”经历，是温州企业主“跑路”现象中的代表性事件。近年来，他所在的信泰集团除了作为主业的眼镜业外，还涉足太阳能光伏。正因为过大过快地铺摊子，给企业埋下了财务隐患。按照他的解释，自己不得不出走国外“出去冷静一下”。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州召开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就保持温州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提出具体要求；10月9日，胡福林返回温州；10月20日，信泰集团眼镜车间复产，800多员工重新上岗，到12月底已实现产值2000多万元……这番经历让胡福林刻骨铭心。

　　事实上，经历了2011年风波的温州人，或多或少都与胡福林感同身受。上至温州地方政府管理者、下至温州中小企业主和普通民间投资者，都已经明显感受到，本世纪以来，过去那个引领时代发展先声的“温州模式”已悄然生变，越来越被“股市敢死队”、“炒房团”、“炒煤”“炒矿”、“炒棉花”等“炒”声所淹没或被贬义为“遍地投机”……

　　现在，面对中国改革发展又一个30年的新时代，温州何处去？温州模式和温州精神何处追寻？岁末年初，本刊记者又一次探访温州，近距离感受“温州模式”的今昔变迁与突围思路。

　　“半城市化”困住温州企业

　　出了温州主城区往东，在龙湾区瑶溪镇，机场大道边上，有一个村叫龙东村。近年来，龙东村大力发展家庭工业，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受土地瓶颈、环境保护等制约日益明显。这个村有28家小电镀厂，布局凌乱拥挤，厂房挨着民房，民房围着厂房，企业排放出来的废气，甚至不用拐弯就飘进了居民家里。

　　2011年，经过一场并不轻松的治理整顿后，龙东村28家小电镀厂全部迁入龙湾蓝田电镀园区经营，标准厂房、污水处理、能源供应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年前，温州市鹿城、龙湾、瓯海三个区的电镀园区均已投用，可以说温州市区的园区外电镀企业基本都关停了。”温州市环保局副局长王进光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温州市700多家电镀企业，仍有40%多分布在园区外经营，2012年，这部分电镀企业都将被要求“入园”经营。

　　温州这一轮企业风波中，出问题的企业虽有各自诱发因素，有的是扩张过度导致财务危机，有的是卷入高利贷导致资金链中断，总体来说，以“低小散”为主的温州传统制造业，在当前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形势下，竞争力趋弱是不争之事实。

　　采访中，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容为本刊记者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既无资源优势又缺国家投资的温州市，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除了依靠温州民营企业家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性格，政府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条腿”，即放手鼓励民间的创业热情和想象力，在市场创建形成中宁愿“无为”也不越俎代庖。

　　由于政府干预少，温州中小企业和各类集贸市场发展很快，当地农村家庭工业的普遍模式是，户户点火、村村冒烟，“村中厂”、“厂中村”，“田外有厂”、“厂外有田”，这种半城镇、半工业化的特征处处可见。直到现在，温州一些农村，“前店后厂”、“楼下车间楼上卧室”的结构仍不少见，这样办厂的优点是灵活、方便。

　　但缺点也非常突出，企业生产区跟居民生活区没有进行必要的物理隔离，很难做到杜绝污染外溢，容易酿成环境问题。一个更明显的“后遗症”是，这类发展模式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会造成土地开发无序与资源浪费，从而过快地消耗土地指标。而且，企业周边不管是民房还是农田，随着征地、拆迁难度越来越大，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想扩大再生产会变得越来越难。

　　在陈德容看来，这些年来，在经济结构阶段性弊端逐步暴露后，“聚”的政策措施却没及时跟上，造成土地高消耗和中低端产业盲目扩张等粗放增长模式维持了太长时间。本刊记者2010年上半年在温州调研发现，当时工业用地招拍挂最高已拍出200万元/亩的天价。单纯是因为缺地所致吗？“不完全是。”温州一家国资公司负责人叶正社向本刊记者表示，前几年地方政府在整理闲置土地、集约规划利用方面力度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在这过程中，温州企业外迁成为了一种“现象”。据统计，温州人在外投资总额已达3000亿元以上，在外创办各类企业3万多家，其中亿元产值以上就有500多家。

　　“其实，在1997年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开始从紧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低小散’型为主的温州企业结构和以低附加值、低成本为主的温州产品结构，在市场中的劣势已经显露。”陈德荣解释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入相对高级阶段，已使得创新要素供给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关键要素。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温州一直存在要素和制度创新供给不足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发展滞后、“半城市化”问题突出，导致环境不佳，难以集聚高端要素，难以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撑。

　　他指出，本地环境不佳、要素供给不足，许多发展壮大后亟需转型升级的企业被迫迁往外地，或改行从事非实体经济，导致本地产业和企业出现“空心化”现象。尤其是前两年银根宽松，许多企业在矿山、房地产等领域过度扩张，2011年银根收紧后，这些企业只能从民间借贷获取过渡性融资，并因此造成财务成本高企，有的出现了资金链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