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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下旅馆租客多为大学毕业生 百平米住20人

2012年02月06日10:26
来源:南方日报

  编者按:

  从正月初七开工到现在,上班族还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氛围中。在新年的欢乐祥和中,上班族可能不会留意到,在广州购书中心附近的出租房中,有这样一群“地下旅馆”青年,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穗,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每天住宿费不到20元,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竟住着20个人。

  他们为一日三餐发愁,他们白天四处奔波,晚上蜷缩在被窝里,没有夜生活。他们过年如同“过劫”,但他们依然坚守,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广州梦。

  他们是漂在广州的“南漂一族”,他们如何过年,新年有什么打算,记者试图通过对广州购书中心附近的这家地下旅馆进行考察,探寻“南漂一族”的广州生活。

  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坚守。对在广州继续奋斗的这群“80后”来说,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大学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农民工二代”缺少一技之长,干不了苦力,又不会创业。

  1月30日下午6点,房东陈文又出去“跑业务”了。陈文是“85后”。

  陈文站在天河路兴业银行门口的垃圾桶旁抽着烟。中午,他接到一个电话,两位从外地来穗的青年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陈文和他们约好在广州购书中心“接头”。陈文举着从网上花50元买的诺基亚手机向人群中招手示意,然后深吸了一口烟,把烟头弹在地上,带两人到了出租房。

  光着头,背着单肩包的叫范希,北京来的。一进门,陈文和范希就坐在椅子上谈房租,范希的意思似乎是要再便宜一点,陈文不紧不慢地说,“住六人间呢,比外间的贵100元,住久点就便宜,我都是明码实价,固定好了的。”

  范希选了外间的上铺,8号床,交了15天共225元的住宿费,就出去了。一直坐在旁边无所事事的杨晓龙问,“是北京的啊?那还来我们这儿。身份证上写着是北京的?来干嘛呢?”

  “他说来旅游,来玩的。你信吗?”陈文随口答道。

  “二手房东”的“二手生活”

  陈文说自己是个“二手房东”,老家在茂名电白县,这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是2010年夏天从房主那租来的,然后再购置了床、柜、被子等物品,改造成男女混合公寓。合同是一年一签,但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属于“地下旅馆”。知道记者的身份时,陈文显得很紧张,生怕报道后相关部门会来查处。房子的具体租金一直不愿透露,说是“商业秘密”。

  房屋是三房一厅两卫,宽大的床铺使空间显得逼仄。最里间是女生宿舍,六人间,每人每月550元,平常房门紧锁;出来侧边是男生六人间,也是550元一月,里面堆满了没整理的物品;最外的八人间,和所谓的“厅”连在一起,里屋的房客上下班都得经过,房客看电视也在床铺旁,就显得嘈杂散乱,所以每月只要450元。

  陈文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自居,以及租客多为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又增加了出租屋的人气。实际上,陈文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读过一天书了。

  最让陈文得意的是,2010年夏天,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找到了这块地处广州核心却租金便宜的“风水宝地”。根据网上的报价,2012年2月,出租屋所在楼栋(二手房)价格也达到了1.7万元/平方米,而同一区域楼盘均价都在2.5万元/平方米,可见其繁华程度。所以,陈文总是不愁客源,平常20个床位都能住上十几个人。甚至春节期间,还有房客预订了床位,租金照付。

  生意不错,一有空闲,陈文总会去菜市场买点好吃的,总之,顿顿有肉。

  因为有厨房,或多或少减少了租客在食品上的支出。陈文从二手市场买了电磁炉、电饭煲、锅、热水器……尽可能减少投入是他获得更多收益的一种方法。

  有了存款之后,他希望再租3间房,去办个营业执照,名正言顺地走下去。

  进医院上班是渺茫的事

  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杨晓龙决定继续等待。他生于1987年,安徽阜阳人,在湖南衡阳医学院读的麻醉学,这是他5年里最后一个假期了。一年前跑到广州第二人民医院实习,回去一段时间后,忍不住又在2011年圣诞节那天回到广州。不过,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实习,还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很瘦,显得头很大,为此还自嘲是阜阳毒奶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1.8米的个子,瘦削英俊的脸庞配上一副眼镜,平时穿上黑色风衣,倒显得斯文儒雅。现在,他已经“白吃白喝”一个多月了,说是2月上旬就可以去面试,却迟迟不见动静。他还在吃老本,就连那台近4000元的三星笔记本电脑,也是花父母的钱买的。

  坐吃山空也是没办法的事,在找到工作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省吃俭用。经常下午1点才见他从里屋出来,然后煮一碗白粥,就着榨菜或黄豆酱勉强糊弄一顿;他爱吃面食,一包2.5元的龙须面也能吃好几天。有时候,也会到天河汇新街市买带肉馅的饺子吃。

  在他看来,进广州的医院上班是很渺茫的事。他海投简历,抱着电脑看各大网站的招聘信息。

  “我觉得我不适合医生这个职业。”坐在大厅的椅子上,他自言自语。

  晚上,几个还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闲聊。

  “到了医院之后,你能开处方吗?”一旁的房东陈文插话道。

  “我没那资格,得考证呢。”杨晓龙正吃着韭菜猪肉馅饺子。

  “你毕业不包分配啊?”1987年出生,16岁就辍学的倪海军问道。

  “都什么年代了,我们连找关系、走后门的门都寻不着。”

  杨晓龙显得有点失落。

  “一个有野心的男人,一定会来广州的,对吧?”杨晓龙忽然放下饭盒,抬起头问道。

  柜子当桌蹲着吃年夜饭

  “有工作的羡慕没工作的清闲;待业的羡慕就业的充实。”生活总是这样爱捉弄人。那些睡到正午才起床的男生,每天清晨总会朦胧中听到高跟鞋“啪嗒啪嗒”的声音,接着“嘭”的一声,光线又被阻挡于门外。

  严云,1986年生于湖北枣阳,至今单身。在2009年房地产大热的时候,在上海“花自己的力气,卖别人的房子”,做起了房产销售员。2011年11月,她来到广州,住进“地下旅馆”。

  严云平常不喜欢化妆,却做起了美容产品的销售工作。为了省两元钱的地铁费用,每天都要花半小时徒步到越秀区寺右新马路附近工作,“就当是晨练了。”她这样说服自己。

  “朝九晚六”的日子千篇一律,完全没有假期可言,连除夕夜都忙到晚上7点才能下班。严云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简单梳理之后,8点下楼,在早餐铺挑了一个2.5元的面包就开始赶路,提前10分钟到办公室打扫卫生……2000元的底薪,通过加班,可以赚到3000元。春节长假7天时间,4倍底薪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她坚持下来,一个月赚了5000元。

  除夕夜,陈文约了留在广州过年的5名房客,买了年货,到住在棠下城中村的老乡那里一起吃年夜饭。柜子当餐桌,蹲在地上吃火锅。在外过年的众人感慨万千。

  “喝杯二锅头,辣!”杨晓龙有点泪流。

  老家湖北襄阳的张素平沉默着,他的母亲坐在小椅子上缓慢地夹着菜,张妈在深圳已经呆了十几年,年二十九刚从深圳赶过来。

  “青瓜沾上芥末,爽!大家都不敢吃。”陈文突然咧嘴笑了。

  晚上9点,饭毕,4个男生大摇大摆地在满地湿泥的街上溜达,抽着烟。冷风瑟瑟,没有烟花和鞭炮,只有几个顽童在放“三响雷”,惹得严云捉住张素平的袖子不放。

  群居青年没有夜生活

  忙碌的工作,略显微薄的收入,这群“80后”房客忍受着市中心高昂的生活成本压力,“不管赚多少,能省则省,少吃肉,多吃菜”,是房客们坚持的物质生活原则。而根据2011年中国城市消费水平排名,广州高居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

  陈文每次上街买菜,都会路过一家叫“电白海鲜楼”的饭店,“那是我们电白人开的,那一顿得花多少钱啊。不过,他又不会请老乡免费撮一顿。”他买烟的话,也会专门跑到电白人开的店,一包红双喜,便宜五毛钱,只要6.5元。

  大部分房客下班后,偶尔在晚上8点之后,到一家外资超市,买些特价熟食,否则几乎都不出门。

  “原来从北京来的范希是摆地摊卖儿童玩具的,我亲眼见到他在广场放飞一只会亮的蜻蜓,‘呼’地飞到天上,又接住了。”陈文发现后,竟然偷偷地躲在花圃后面观察。

  和范希一起来的李先生,操着地方口音很重的普通话,他推销保健品,“我们公司的总部在珠海,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保健品都是运动员使用的。”

  晚上回到出租房,他给记者看图片,所谓的“保健被”1.5万元,枕头4000元,还有按摩器、被毯……李先生前一个晚上没回来,向一个老人推销去了。可惜,他一件产品也没卖出去。

  手机电视、网络小说、斗地主、魔兽世界,出租房里有免费的网络可供使用;有时候,大家会围在只有6个频道的电视机前,看《寻宝》节目,看《72家房客》;天气阴冷时,就索性躲进被窝,不一会儿就能睡着。

  1月31日晚,正月初九,陈文从网上下载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大家都凑在他的二手电脑前看,看一段,笑一段。

  “这就和我初中时候一样,逃课、作弊、调戏女生。”陈文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记者手记

  房东被警察带走 房客被要求搬离

  他们的广州梦何处能安放?

  房东陈文的话一语成谶。2012年2月2日,正月十一,他被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原因是无证经营。

  这一天来得过于突然,睡梦中的陈文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登记了房客的身份证号码,陈文辩称是某咨询服务公司的员工宿舍,填写表格时,他甚至忘了“询”字怎么写。民警在屋子里逛了一圈后,问了房客几句话,和站在门口的保安下了楼。

  本来计划住半个月,来自肇庆的李先生有点害怕,直接把房退了。他一早出门,就撞见一伙人要进来检查。大家都有点气愤,“广州这种出租屋多得是,没想到今天轮到我们了!”陈文站在阳台上,显得手足无措。

  半小时后,来了更多的警察和保安。警察把所有睡觉的房客都叫醒,召集到大厅,一一刷了身份证,讲了利害关系。拍完照片后,民警就把陈文带走了。

  陈国站在床边,身上还穿着睡衣,不慌不忙地说道,“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行政拘留7天左右,就放出来了。”陈国专门做购物卡回收和专卖的生意,每天出门都会往身上拼命喷香水。

  对于“一日之内搬出去”的要求,女生显得很紧张,温州瑞安的林慧慧马上联系朋友,希望找个新住处。“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真的不想再搬了。”

  更倒霉的是刚从湖北孝感来广州的肖梅。她花了15个小时,2月2日凌晨3点到达广州火车站,回到了在天河的出租房。早上7点才睡下,晚上就要被赶走。因为春节回老家过年,她已被老板辞退,正准备过完年再找份新工作。

  几个男房客显出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搬,也不知道要搬哪里去,等他们赶走我们好了。”杨晓龙有点破罐子破摔。

  南方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随着广州越来越多城中村的消失,可供外地青年选择的住房房租越来越贵,房源越来越少。因此,类似陈文这样经营的“地下旅馆”,刚性需求则越来越大。

  公开数据显示,警方曾经查处过越秀区矿泉街的一栋楼,楼房里藏着类似的“地下旅馆”122家,个个都没有经营证照,真可谓“家家开旅馆”。

  春节前,团省委曾呼吁,广东应借鉴外省经验,将新毕业大学生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此前,团省委、省学联针对新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住房状况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为“蚁族”,生活艰辛,看不到希望。

  广州市曾表示,2011年将扩大保障覆盖面,让不符合经适房购买条件,但存款却很少的大学毕业生等“夹心层”也能住上公租房。时至今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依然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成功申请到公租房。这些外地青年要想在广州市中心区廉价居住,只能选择“地下旅馆”。

  有识之士警告,外地青年在广州的居住问题越来越考验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智慧。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蒋昌昭 发自广州

(责任编辑:U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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