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现象”看韩寒

　　“朝天泼粪”

　　在麦田的一触之下，韩寒为什么反应会那样激烈？也是在我设置的“表面”无法理解的。也联系不上那位刚刚写完三篇、正忧患着国民素质的知识精英。

　　我想，即便麦田和方舟子的论据不正确，或者论据使用不当，即便他们的结论跟论据很不匹配，这不也只是一场文墨官司吗。韩寒也应该知道自己不能避免“不正确的质疑”。而你可以选择回应，或者不回应。你也可以控告他们，如果你觉得有可能证明他们怀有恶意动机。

　　你享受了新概念作文为你开设单行道带来的红利，你应该觉得有人提出质疑和猜想符合情理。十几岁孩子的写作，受到喜欢写作的父亲指点，中学生的第一本小说被他人加工，并非不正常。你自己也说过你的博客不只你个人可以登录，人家为何不可以想象里面塞有“团队”的文章？以你的情况，也应该有个团队。几人共一个名字发表，有过先例，并不违法。

　　即便所有的说法都与事实不符，不都可以好好讲吗？断然否决不等于刺激他人吗？人家说你讲到汽车和女人才流畅，说你不谈文学，你流畅地谈谈文学不就得了吗？就算10年前有过某种程度的被“包装”，以后你不断有新作出版，时间不已经把过去种种“赦免”成“文人逸事”了吗？

　　“人造韩寒”，或者人造某某某，从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这个时代的通例吗？难道你认为你今天的一切都是自然形成，而非种某种合作经营吗？如果你的名字一直放在网络的末页，你会有这么多粉丝吗？如果新浪明天停电，你也会有几十万人点击吗？你做了这么久大众名人，在公众点到你的名字发出噓声时，即便你心里很烦，你不可以媚众地回一个笑脸吗？

　　网络就像人生的激素，把新一代催得早熟。可事实上，这个时代的精神婴儿期却更长。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韩寒是80后一根孤独标杆，是指的影响力。80后都在向30靠了，应该标杆林立，而且各自标新立异，多出一些公众人物。

　　鲁迅在上个世纪的今天，是“80后”。辛亥革命时的鲁迅，比辛亥百年时的韩寒小一岁。但小一岁时的鲁迅是啥见识，他是如何谈革命、民主和自由的。胡适在上个世纪的今天是“90后”，刚到美国读工科，他那时是什么见识。7年后入主北大，那是什么风光。到了韩寒以三篇搅动时局的年龄，《胡适文存》三卷和《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出版了。转年，做北大教务长了。

　　今天，在公共知名度和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上，能跟上述二位相比的韩寒，不仅把3个概念讲成那样，还用“理科生”来指称对手不懂文学三昧。这就是今天的公共空间里甚嚣尘上的泡沫。检视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文化界，虽然骂阵不断，但像韩寒的骂法，还是没人拿出手的。只有到了后半叶有一段时间，墙上的大字报才会有这样的写法。

　　韩寒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这个时代的浮躁和势利的合力塑造着韩寒，也谋害着韩寒。韩寒给父亲写的购书单和家信，证明他聪明好学，少怀远志。

　　这样一个好孩子，为了《三重门》闹得读两个高一，又七门功课不及格而退学值得吗？今天还在争论是否独立完成的《三重门》，说是写得老到，但《三重门》真的有价值，应该成为中学生读物吗？翻开第一家出版社的退稿信，你能说它看走眼了吗？今天，携《三重门》入世的天才少年已经是一个写作多年的青年作家。他的朋友路金波评价说，“韩寒迄今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就。他对小说的理解还片面，他还没有写作出真正能流传的作品（胡塞尼28岁已经为阿富汗历史写下了《追风筝的人》）；他的‘韩三篇’还停留在‘直觉’阶段。”我觉得这多半说明，这个社会实际上不是韩寒的良好环境。

　　韩寒在论战期间的博客里发了一段告白，应该是他最新的精神成色，但我很无语，抄录于后，不予置评：“既然有这么多人看着我，趁我三十岁，我要开始我人生新的事业。全新的哦。暂时保密哦。我为此踌躇犹豫和准备了三年多。今年终于可以下定决心开始了。感谢所有恨我的人，你们让我充满了动力，我会飞出你们的射程。你们朝天泼粪，只会掉到你们自己脸上。在你们的视线里，只能看到我羽翼的光芒。”

　　绝对逻辑

　　不太为人注意的是，有一种绝对判断的思维方式，占领着韩寒。这种思想的毒汁从大受鼓励的老三篇《求医》、《书店》和《杯中窥人》就开始被注入了。

　　在《杯中窥人》里，韩寒写道：“《杂文报》、《文汇报》上诸多揭恶的杂文，读之甚爽，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其实不然，要细读，细读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愤——老子怎么就不是个官。倘若这些骂官的人忽得官位，弄不好就和李白一样了，要引官为荣。可惜现在的官位抢手，轮不到这些骂官又想当官的人，所以，他们只好越来越骂官。”

　　这段文字里包含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逻辑：为什么那些“读之甚爽”的文章作者，都是“不然”的？难道只要是这种文章的作者，就会是这样的小人？为什么这里用全称判断？为什么不说“可能”，“或许”，“一些”？

　　不知道，在获得一等奖之时，或者之后，有没有老师给韩寒讲过，这叫片面性。发现事物的另一面，比起只看到表面，叫深刻。但否定其中任何另一面，都叫片面。实际上，韩寒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苗头，受到了鼓励。不难发现，在反对数学的时候，在说教师是妓女的时候，韩寒不动声色地在使用绝对化。在写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篇课文不好，理由是老师“要求背的，肯定是不好的”。这种文学的夸张，被韩寒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固化下来。

　　到了2008年，小伙子不再是16岁，而是26岁了。有人指出他的博客链接着日本AV地址。韩寒回敬说，你虚伪，一边说链接不妥，一边拖着鼠标快进找关键看，还打着爱护未成人的幌子。

　　这套思维模式多么厉害：首先绝对化地把对方设置为阴暗的小人，这就构陷了一个模式，使得任何企图说我的链接不妥的人，都将是一个动机不良的小人。这次遇到麦田和方舟子，韩寒还是这么干，对方不理这一套，韩寒就无法应招，只得懊恼。

　　也就是在2008年以后，韩寒开始批评社会。笔者这时开始关注他的文章。确实，韩寒表现了年轻人的独立和自我。独立和自我跟绝对思维不冲突。但到2011年末，韩寒宣布以前批评体制都是使用的“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即绝对化思维模式的一种。

　　全盘否定“前一个自我”，还是绝对化思维。但事实应该不是韩寒所说的这样。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做到有罪推定，一定在某一个具体的判断中依据了事实尊重了常识。批评时事不过是对具体的事件做具体地判断，不一定每次都套得上有罪推定。再说，如果你真能做到每一次都有罪推定，那么，也就不应该把那些文章印行出版了，印了现在也不是要推销而该回收了。

　　绝对化思维模式也可以叫极端化思维模式。韩寒运用绝对化或者极端化思维模式的一个杰作，就是新近的三篇。首先把不会打远光灯的人，比喻为得Q币就会出卖抽象利益的人，绝对化极端化，设定为每一个人都是那样，以及用7000万等于13亿，接下来，说什么都方便，要什么都会有。如果下次另有需要，把前提再绝对化一次，即可再用。

　　这就是韩寒的逻辑。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韩寒式的逻辑。

　　说到逻辑，在《南都周刊》的报道里，有一段韩寒的逻辑，也够生动的，抄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他们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读书人，搞学术研究的，所以没资格谈民主自由。理论上我看的书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过来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本质上是很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