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许多综合性大学被拆分，而中国也一夜之间冒出许多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受到重创。这一按照"苏联模式"和工业化建设需求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改革，影响了几代知识人的命运，对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通过这次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知识形态和高等教育人才的大变迁，反观我们的得与失，以知史得进步。
本报记者 孙政华
“我们当时穿着整齐的制服，排着队走进学校，充满激情地迎接新挑战，要与一切旧的东西决裂……”回想起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第一期研究生时的情形，孙国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1950年，孙国华25岁。现今的他，再次去追寻那个时代时，已经不再那般激昂。“直到多年之后，回头看，才渐渐感觉到一些东西是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影响久远……”
因为在他接受教育的时代，正是中国大规模调整高等院校，改变“博雅教育”(素质教育)向为工业建设服务的苏联教育模式大变革的时代。“否定旧的，学习新的，就是学习苏联。”孙国华回忆道。
而这也正是现在孙国华开始反思，并“渐渐感觉到一些东西是错误的”。
中国高等教育“奠基者”的消逝
1949年以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有国立和私立的大专院校两种形式。而在私立学校中，又以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大学所占比例最重，具有重大影响(1947年，教会大学有学生12000人；在几年内教会学校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5%-20%)。
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百年之前。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这是在中国较早的一所教会学校。到1867年，崇信义塾迁到杭州，先在皮市巷，后在大塔儿巷，改名为育英义塾，并开始了正、预两科，各4年的学制。授课以英文课为主，中文为次之，规定圣经为必修课，学生必须做礼拜，课程有中国经学、教义问答、圣经见证、哲学、算术代数、几何、音乐等。1887年秋天，育英义塾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
1911年，育英义塾迁至秦望山麓，从此正式落户在此。该处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而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筹划，学校已经建起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就在这一年，因地处钱塘江湾曲处，成“之”字形，学校取名之江学堂。1914年，正式更名为之江大学。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马叙伦对此校十分关注，亲自创作了校歌。
此时，美国人司徒雷登是之江大学校董事会的一员。当然，司徒雷登还在中国北方忙于筹建另一所大学。1921年，他在北京西郊购买前清亲王赐园，聘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担任校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毛泽东1949年8月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美国人执掌的中国高等教育亦开始告别中国。
同年，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强调：“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他因此一一点了教会大学的名。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马叙伦开始亲自将这些教会大学，包括他所喜爱和关心的之江大学“送走”。1950年6月，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1951年1月，政府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的指示》，各教会大学被迫与国外教会脱离关系。燕京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这些似曾听闻过的年代久远的学府，最终在1952年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因为当时的说法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是低年级的学生，高年级的同学中还有修女。教会学校信的是圣母玛利亚，很多人认为这与马列主义相去甚远。”
院系调整时，童庆炳身在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就是一所教会学校，它与德国天主教关系密切，受德国政府制约。“钱都是存在德国的银行里。燕京大学的钱也是存在外国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院系是需要调整的。”童庆炳认为这是对教会大学调整或者取消的原因之一。
那时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到了古暮稀年。对于那些失去母校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也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的“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了。
知识重塑和思想改造
《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随着革命和政权性质的转变，革命根据地的政法教育已经扩大到全国，成为新中国政法教育的方向。1952年，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中，教育部贯彻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照“每大区如有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决定建立北京政法学院。
1952年，北京政法学院由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治系，原清华大学政治系，原燕京大学政治系大部分师生，原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民政专业少数师生及原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行政人员组成，并由华北行政委员会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一批老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这就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著名的“八大学院”(其他7所为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之一。
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和人员流动中，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发展由此奠定。
现年9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家潘汉典在这次院系调整中的经历颇为辗转。1950年，潘汉典离开上海东吴大学，“到下半年，东吴大学的法学院就已经停办了，但东吴大学还在办。许多人被分流了，比如到图书馆去工作”。
潘汉典回忆，到1951年，上海法律院校基本上已经没有人，他去了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新成立了法学院。但不久北京大学的法学院也在1952年被调整，这就是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经过院系调整，到1953年全国还剩下6所设有法律系的院校，是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潘汉典介绍道。
调整中的院系在知识结构和内容上也完全吸收了苏联的那一套。“苏联专家的课我都听过，总的来讲，他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上是一致的，但他们讲得很肤浅，理论上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苏联也没有真正的、很大的法学家。苏联法学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苏联的法学也不是很强。斯大林本人对法律也不是很尊重，他们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潘汉典在回忆当年接受“知识改造”时不无感慨，“法学不是搞政治，但政治对法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领导人物不重视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在整个国家中不受重视。”
孙国华所在的学校是从延安移植而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解放以后系统的法学课程在人民大学法律系正式建立起来。解放前的法学知识基本上都被推翻了，在废除‘六法全书’的那篇指示当中，很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认识，就是要和旧法一刀两断，旧的东西要蔑视、要批判，似乎没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东西，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孙国华的记忆中，苏联专家的授课存在着很多与“本土不服”的地方。“苏联专家给我们讲的课包括国家与法权理论、国家与法权历史、刑事诉讼法、法院检察组织法等。实际上是边学边讲，也不培养了。后来把苏联专家的讲稿翻译过来之后再给中国教员做准备，但翻译的文本很不通顺。当时在人大的苏联专家大概有几十个，法律系最多的时候有六七个。课程安排主要是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然后才是法律各专业。”
就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发源的苏联法律教育走向了中国各大政法院校，人大课堂的讲义成为各大院校法律系的教材。从北京到华东再到西南，各地的政法学院都在照搬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的那一套。而在潘汉典眼里，苏联专家的那些“没有什么特别”。“苏联讲依靠法制，但不知道怎么落实到具体的内容。”潘汉典补充说。
“马克思有个观点：研究法律不能从法律本身出发，也不能由人类精神一般发展出发。所以不能就法律研究法律。但是，后来的情况是越来越不讲法律甚至根本就不讲法律了。”孙国华讲道，“在废除‘六法全书’的那个指示里面，这样的苗头就有了。那里讲对旧法要蔑视，一切资本主义的法都要否定，要跟旧的彻底决裂。强调阶级性，而忽视了可以用的东西。”
尽管如此，孙国华觉得，当时抵制苏联那套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即使心理上是有一点抵制，但实际上根本抵制不了”。
在那个时代，没人能逃得过知识和思想的改造。
“新中国对旧法人员也是区分对待，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是举手欢迎的。北京当时成立了一个新法学研究院，旧法人员年纪不太大、愿意接受新思想的都可以报名。事实上，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就在朝阳大学的旧址上改造旧法人员，不少旧社会的律师、不太反动的都进去学习了。”潘汉典回忆说，“有些老先生，他们的旧思想根深蒂固，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就把他们调整出去了。”
《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中记载，1953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5年计划建设时期，根据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和政法战线的需要，国家暂定北京政法学院为干部学校，以培养司法、行政干部、提高在职政法干部的业务水平为教学目标。根据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考试和考查规程》，学院于1955年全面参考前苏联的5级分制，并采用苏式的考试方法。
1952年11月，政法学院根据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来源和文化基础以及人才培养的需要，先行开办了调干训练班和专修科两种培养方式。“分别地、有重点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改革与提高思想，系统进行各项基本政策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并适当地提高其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政法工作干部。”
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
1952年的院系调整固然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的痼疾，从正面来看，院系调整之后确实培养了一批技术型、应用型的人才，但其缺失不容轻忽。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遭到了一次削弱。”亲历院系调整、76岁的童庆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举例说，清华大学本来是文科、理科、工科合并的一所大学，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后来由于走单科的工科类模式，培养的学生知识面就比较窄，“所以很多人在那里是很为难的”。
《科学中国人》总编辑张刚长期关注和研究院系调整这个话题，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从正面来看，院系调整之后确实培养了一批技术型、应用型的人才，但它负面的作用可能更大。它使大学的自主权、独立性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全部丧失。再者是以技术技能的培训代替了教育的模式，借鉴苏联的教育模式，把人作为一种建设的工具来锻造。”
院系调整重工科、轻理科，无视文科，甚至把人文科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科目直接进行了取缔。例如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直接取缔。“这样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过窄，缺乏开阔的眼界和广博的知识基础，这也就是从一个方面回答了钱学森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师。”张刚颇为感慨地说。
在事实上，1952年院系调整造成了高等教育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割裂。即便是在那21所号称综合性大学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里，其实也仅仅剩下了文、理科，其他系科已被撤销。
以南京大学为例，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渗透和交融。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
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而到1962年则仅占0.46%。
张刚谈道：“1949年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按理说政治学逢此良机本应大有用武之地，然而1952年中国政府却模仿苏联模式，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政治学被取消、法学日渐式微，宪政理念尚处于萌芽状态、远未进入治国理念，也与这次院系调整后政法教育的缺失有直接因果关系。”
童庆炳教授则谈到了梁思成。梁思成是搞建筑的，建筑本身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艺术，艺术是一种人文学科。“他搞艺术，在当时的清华很多苏联专家无法容纳他的这种思维。比如事关重大的北京城如何建设的问题上，我们是保留一个旧北京，在东郊或者北郊建立一个新北京；还是把现在的北京城完全融合到其中。而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要以天安门为中心建造北京城。”
众所周知的是，按照梁思成的观点，北京城尤其是二环路以内，应该完全保持原有格局，公园、紫禁城中轴线等都完全保持，之后在东郊或北郊、或者东郊和北郊，连成一个新北京，就像印度有德里和新德里一样，有个旧城，有个新城。
“如果当时按照梁思成的意见处理，现在的北京城不会是这样，讲得好听一点是现代和传统相结合。事实上联合国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再这样混杂着建下去，世界遗产的资格将被取消。”童庆炳不无惋惜地说，“现实是，最古老的北京城没有保留下来。最终中央采纳的是苏联专家的意见，而不是梁思成的意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梁思成的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苏联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而院系调整也是和整个北京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
童庆炳觉得，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排斥艺术学科、排斥艺术氛围，强调单一土木建设的工科的模式，导致问题的产生。事实证明，也是比较严重的。
历史上，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等，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作出了辉煌贡献。“但院系调整取消了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和理科，大大影响了清华大学此后的发展。工科的发展与理科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没有理科知识作为知识基础，工科不可能单科独进。”张刚对此也深有同感。
相比清华大学，在院系调整时，因为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很多很有成就的老师进入北师大，“我们的力量无疑加强了。院系调整的后续也就是教授的调整。”童庆炳说，“比如，钟敬文先生原来是北京大学的，院系调整之后他来到北师大。还有北大来的章黄学派的传人陆宗达先生讲古汉语，只讲一本书《说文解字》。一堂课就讲四五个字，他把《说文解字》背诵下来了，从来不带讲稿。”
童庆炳的观点是，当时如果沿用民国时期的教育模式会更好，因为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调整之后，即使到了现在，一些概论课、通史课过多，而专述、专题课程太少。而且调整后的人才融合也是个问题，“当时的北师大里面教师会分派，有师大派和辅仁大学派，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当中还被提出来，彼此两派之间有一些隔阂，学术合作造成一些障碍。”童庆炳说。
“现在只要与香港、台湾的大学进行比较，就会很明显地看出来”。童庆炳补充道，“现在我们的学生在与台湾学生交流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在一些宏观的问题上，因为学马列，我们的学生能够侃侃而谈，但是一谈到具体的文本，比如说杜甫的哪一首诗，哪个句、哪个词怎么解，我们的学生根本就无法与对方对话，出现这种状况，都是院系调整、课程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说明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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