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打捞”周作人

　　吊诡历史下的高产译者

　　1905年，周作人从翻译开始了自己的整个文学生涯。他跟鲁迅合作以文言文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前后又译了《点滴》等，内容多为东欧等“弱小民族文学”，都是人道主义和现实题材的作品，还有意识地涉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门类，对当时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直到1920年代中期，翻译作品才开始减少。

　　日本侵华后，周作人“附逆”一事成为他的一个大污点，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掉入低谷。1945年他被捕入狱，郑振铎即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写道，应该“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而在入狱前，他其实就已经表示过自己愿意“折笔改业为译人”。1947年，周作人在监狱里重新开始翻译。即使政治上有问题，他还是在1949年以后正式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以此谋生——当时没有几位懂古希腊文的人。

　　1950年，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登门拜访周作人，请他翻译《伊索寓言》。后来周作人第一本译作出版，就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帮忙介绍的，巴金又给他担任校对。

　　其实，1953年，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按理来说他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但法令根本没执行，”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胡乔木、周扬、郑振铎等文艺界领导对他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翻译方面才华的承认，让他得以译书出版。”

　　就这样，1949年以后的周作人迎来了他翻译的第二个高峰期。到1963年，他用“周启明”一名，陆续出版了十余部书。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周作人的一些译稿也未能出版。

　　周作人曾想翻译井原西鹤的《西鹤一代女》（即《好色一代女》），出版社觉得有一点涉及色情，不敢出版，他也就搁置下来。但总的来讲，他的翻译工作还是有很大的主动性。他曾在出版总署出的一个杂志上写过翻译计划，参与讨论应该翻译什么样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常拿整个出版计划请他提意见，周作人俨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周作人对自己晚年的工作相当满意。1966年，他在给许的信中提及自己当年滞留北平一事，“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

　　这成为一件极为吊诡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周作人“附逆”一事仍是他的一个重大污点，但其客观结果却歪打正着：周作人因此在建国后“不仅被边缘化，更成为边缘以外的一个人”，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却反倒得以安心译书。

　　彼时，他每个月领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00元稿费，生活不坏，更重要的是躲过了一场场政治运动。“右派、右倾都定不到他，因为他的身份比那些还严重。政治运动对他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64岁到81岁，周作人连著带译将近600万字，在如今的11卷译文集中占到8卷多——以现在的眼光判断，这些文字并未受到当时的时代局限。如果没有发生文革，周作人还有可能继续译下去。

　　而跟周作人同代、或后几代知识分子却远不及他“幸运”。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一波波政治运动使得包括茅盾、巴金等人基本上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

　　解放前，曾有人动员周作人离开大陆。“他要是真离开可能也有问题，比如他在香港、国外，翻译古典文学谁给你出版？谁给你钱？他有可能活得比在大陆好一些，但他可能只会在报纸上写连载文章谋生。”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止庵常常想，假如周作人没有“附逆”，以他那种自由主义的思想，1957年肯定会被划为右派；如果没有“汉奸”的身份，他也许什么都干不出来。这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特殊文化现象成为止庵整理这套书时感觉最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知堂晚年定论”

　　《周作人译文全集》的责编张铎万万没有想到这套文集会做五年。他接连在网上预告了好几年，可每次都无法完成。两年前，一个迫不及待的读者甚至自己编了书号和页码、定价，找了个封面放到网上，假称该书即将出版。

　　虽然文集标价高达1880元，但还是受到了很多书迷的热捧，因为11卷作品大多都是国外经典，一直保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1950年代，《俄罗斯民间故事》《乌克兰民间故事》两本书在香港出版后，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专门买了来读，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了。直到现在，很多作品都还没有可替代的中文译本。一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的《枕草子》在二手书网站“孔夫子”上已经叫价1500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书还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第一代翻译家在翻译上的实践结果。《枕草子》等作品之所以拥趸众多，主要是由于周作人的译法得到很多人的喜欢。他是个散文家，对白话文掌握毋庸置疑；而作为直译派的先驱，他主张“少发挥”。

　　此外，他译作中的注释量基本与翻译量相当，其中包含很多古希腊和日本知识。这跟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社的一些理念发生了冲突，古希腊文学学者罗念生认为注释太多读者不爱看，一定要减少；而周作人坚持读者可以不看，可译者必须注出来。

　　“很多注释实际上是研究性的，”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曲折地表达其所知、所爱和所想的一种努力。”

　　跟很多人一样，止庵一开始对于周作人的翻译成就并不重视，但他渐渐发现，对“著译不分”的五四人来说，翻译是正业；正如鲁迅在去世那一年还在译《死魂灵》，周作人翻译的很多书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读这些译作，基本就不能理解周作人。

　　在自我表达方面，将近五十万字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尤为突出。1965年4月，80岁的周作人在遗嘱中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止庵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让他另眼相看，是由于里面“有他一生的思想”。用古希腊文写作的路吉阿诺斯生于公元2世纪，其作品集中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文明弊病，比如对伪先知的批判。

　　“这种思想就是周作人自己的思想。”止庵说。周作人是个思想很激进的人。他1919年所作的《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就是讲过去所有的规矩、道德都是可以重新衡量，包括他的“附逆”，严格来说也是基于这一思想——他认为气节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具体做什么事。

　　“研究周作人，不能离开这本书。”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可以说他其他的翻译作品有文学价值，而这本书有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在一篇文章里，他曾评价《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可视为“知堂晚年定论”：正是通过这本译作，周作人才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表达。

　　止庵将周作人翻译此书与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作类比。在1960年代意识形态如此强硬的时代背景下，两人都要借助一个特殊的方式来说自己的话。他们都找到了各自婉转曲折的表述方式，这也许是一种幸运，但这其中包含着太多无奈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