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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27日，江西省永修县县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为参评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的教育局局长熊茂东刷票。 |
近日，在湖南红网的知名栏目“百姓呼声”里，一篇题为《洞口县教育局局长用五十多万元公款买个人荣誉！》的举报帖称：
该县教育局局长“为了骗取‘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多次开会和发文，强迫全县六千多教职员工，每个人必须在网络上至少为他投30票，投一票公家补贴2元至5元不等，这样，洞口县教育战线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疯狂可笑的在网络上为曾×增投票的高潮，教工们纷纷地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全部收集起来用于为曾×增投票！相见时互相戏言：你为曾局长投了多少票？”
不仅湖南省洞口县，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这项由媒体组织的民间评奖活动，在评奖过程中出现了多例候选人或候选单位组织投票的行为，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发红头文件硬性规定投票指标的现象，有的还纳入单位考核。极个别地区还被举报教育局局长花钱找人投票或干脆找网络投票公司刷票。
红头文件发动投票
“目前，我县熊茂东排在第三位，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在接下来的4天里，安排专人负责组织投票，其中，网络投票，各乡镇不得少于200票，县直单位不得少于20票。”
2011年7月27日，江西省永修县县委宣传部发出红头文件《关于组织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候选人熊茂东投票的紧急通知》，提出上述要求。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永修县委宣传部后，这份红头文件在永修县政府网上消失了。
熊茂东是江西省永修县教育局局长，他参评的是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
据中国教育新闻网介绍，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评选活动是由《中国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新闻网共同主办的双年大型评选活动，“旨在以大力弘扬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广泛展现矢志改革、勇于创新的时代风貌”。
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评选活动启动于2011年5月。据介绍，这届共设教育改革创新奖、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教育改革创新校长奖、教育改革创新教师奖四项，4个奖项都设有优秀奖。主办方表示：“最重要的参评条件是创新实践付诸实施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教育界及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熊茂东的参评资料显示，他的创新业绩在于推进素质教育，致力于教学模式创新等，且“多年来，全县没有发生一起校园安全责任事故”。
2011年7月21日，在经历征选阶段之后，该奖项进入了票选阶段。据报道，主办方从1205个申报单位和个人中遴选出候选对象210个，包括创新实践奖候选单位60个，创新管理奖候选人30名，创新校长奖候选人80名，创新教师奖候选人40名。
主办方提供网络投票、短信投票、邮寄投票三种投票方式，其中网络投票要求填写身份证号码；短信投票每条资费1元，每个号码每天限投20票。投票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8月21日。
2011年7月27日，要求为熊茂东紧急投票的红头文件发往了永修县各乡（镇、场、企业集团）党委、县委各部门、县直及驻县各单位党组织。文件称，“我县教育局局长熊茂东经省教育厅推荐、组委会公示，成功入围，是九江市入选创新教育管理类奖项的唯一候选人。”
这个通知也被贴到了“永修人论坛”里。记者看到，此帖引发了热议，网友“阿本”说，“用假身份证也可以的。反正每个身份证号每天投一次。 我估计投了不下300票。其中乱编了好多身份证号和名字。”“阿本”还写道：“后面我把学校老师的身份证全用上了，熊局只领先了几天，就被别人落在后面了，昨天还第2，今天就第6了。”
但也有网友在这个帖子后面议论说：“是吧，我说了容易给人拉票吧。”“不知这个紧急，是哪个部门‘紧’出来的？”“怕是要帮倒忙。这样在网上发布！”
中国教育新闻网数据显示，熊茂东最终以112万余票列所参评奖项总票数的第四名。永修县政府网数据显示，永修县总人口为38万人。
教师投票被指可获补贴
在红网知名栏目“百姓呼声”里，《洞口县教育局局长用五十多万元公款买个人荣誉！》的帖子后面，还有好几条跟帖。
有跟帖称：“去年7月至8月，各校校长通知每个老师为局长每天必须要投一票！所发生的电话费用由各校在去年下学期发给每个老师！老师是每人领了一百元！”还有跟帖称：“我们校长把投票作为任务在会上布置,并且我们发了短信的老师都拿到了钱。”
但也有跟帖称：“教育局下面这么多单位，不排除个别领导或许布置过，也报销过电话信息费，但应是少数，像我们学校就没报销过这种费用。”
记者了解到，湖南省洞口县教育局局长名叫曾广增。
记者在洞口县教育局网站上看到的一篇报道显示，2011年8月13日上午，洞口县又兰镇中心学校召开了全镇中小学校长工作会议，认真部署了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评选活动。会议要求各校组织教师认真阅读相关资料，“并对我省唯一获得该奖项候选资格的洞口县教育局曾广增局长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要求全体教职工根据具体情况，对自己心目中优秀候选人进行投票。会上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落实上级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学校所有工作人员通过短信、网络、邮寄等不同方式踊跃地进行投票，投出自己满意的候选人。”
洞口教育网一篇《我县教师为教育局长投票忙》的文章称，“又兰中心小学的达老师，为了能用自家的电脑为曾局长多投几票，问遍了家里所有人的身份证号码，还收集了大量同事的姓名、身份证等信息，采用一人操作为多人投票的方法，每天都能投上几十票。石江中心小学的王爱群老师，在云南旅游期间仍不忘投票。不方便用网络投票，便用发手机短信的方式一口气为曾局长投了二十余票。”
中国教育新闻网数据显示，曾广增最终获得113万余张票，在30名候选人中名列第三。
除了上述情况外，记者搜索各候选人及候选单位名单，发现号召投票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如，2011年7月25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好全体教师参加投票活动，并可通过多种方式组织社会各界参与。各校在8月22日后把投票总数汇报区教育局办公室”。该局参评教育改革创新奖。
2011年8月10日，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发出通知，要求“8月21日投票活动结束后，各校要将投票人数上报县教育督导室，将作为年度工作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各地通知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只看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教育局办公室表示“以自愿为原则，组织开展学习宣传和评选投票活动”。该局最终只获得521票，但该局参评的教育改革创新奖候选单位中，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政府列第10位，票数为27.9万张票。
记者先后拨打武进区教育局等单位电话，但这些单位工作人员均称“不清楚”或“不知道”此事。
组委会发文严禁弄虚作假
个别现象更令人惊讶，一些候选单位和候选人涉嫌通过网络投票公司刷票，通过网络检索也可发现，该奖项的评选活动被多个网络刷票公司公布，作为广告招揽。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创新奖评选组委会也发现了投票的猫儿腻。
在中国教育新闻网上，组委会于2011年7月27日发文要求严禁弄虚作假的投票行为，称“近日，一些地方和学校反映，有所谓投票公司联系候选单位、候选人花钱包办投票等情况，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评选活动组委会指出，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评选活动活动坚持群众自愿投票原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给特定候选人等弄虚作假行为。目前实时显示的各候选单位、候选人网络投票得票数并非最终结果，组委会将在投票结束后对所有投票进行整理，清除所有虚假投票。弄虚作假行为严重的候选单位或候选人，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然而，一位不愿意透明姓名的候选人表示，组织投票、强制投票和网络刷票的情况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组织投票的票数几十上百万张，没有组织或没怎么组织的只有几百张，傻子都能看得出问题来。”
记者也观察到了票数上的巨大差异。比如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一共有30位候选人，最高者竟有151万余张票，第10位的也有高达77万余张票。但30人中，也有5位候选人得票数不超过500张。
记者注意到，有些地方同时有两个项目参选，但数十万张得票竟然完全一样。在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的20个获奖单位中，有11个单位得票在600票以下，剩下的9个多在10万票以上；获得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的19中人，有8人都在4000票上下，剩下的大多获奖者在10万票以上。
对于上述情况，记者采访了多位候选人。
永修县教育局局长熊茂东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组织发动投票“是县领导考虑的，具体的我搞不清楚”，“我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投票”。
记者问：“如果没有发动投票的话，你能获得这个奖吗？”
熊茂东说：“这个难说，这个不是光我们自己投票怎么样，还有外面的投票呢。”
记者问：“通知列出了具体指标，比如各乡镇不得少于200票等。你觉得通过这种组织发动投票来参加评选还有意义吗？”
熊茂东说：“那我具体也搞不清楚，请原谅。”
随后，他就以正在有事为由，不再接受记者采访。
作为发文单位，永修县县委宣传部长张品娥在电话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到任时间不长，不清楚此事。
湖南省洞口县教育局局长曾广增的手机多此拨打均无人接听，发短信也没有回复。记者致电又兰镇中心学校校长向乾文，向乾文表示，“会议上曾广增局长希望大家参与这个评选活动”。对于红网上的举报帖，他说“自己没有看过那个红网，网络上谁都可以揭发，我也不知道”。当记者联系洞口县三中、五中等学校校长时，得到的答复都是“打错了”，然后电话被挂断。
记者辗转联系到洞口县一位中学教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证实，发钱投票的情况确实存在，他也通过短信投了票，领了钱，但他不愿意透露详情。
洞口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映合称，教育局没有发过组织投票的文件，只是把相关事项做了通知，“教育局把那个宣传发给人家，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他说自己给曾广增投过票，并一再强调，“我们没有补贴，我们没有发一分钱”，投票补贴的事县纪委已经查过。当记者希望通过他联系到曾广增时，他告诉记者：“有什么事告诉我，我是新闻发言人，曾局去党校要学习一个月。”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教育局干部李化中在参选教育改革管理创新奖时只获得了237票，在30个候选人中得票数为倒数第二，他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没有组织发动过投票，“我们参选，就是如实反映工作情况，发动那玩意干吗？”
但他也不愿意多评价其他候选人的组织拉票行为，“这里面的问题你都看得出来，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意义，不在乎就完事了！”
部分高票候选人未获奖
2011年11月15日，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共有150个创新实践项目和个人获得表彰，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为获奖者颁奖并讲话。
报道称，评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系统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在为期一个月的公众投票阶段，共有800余万人次参与投票，投票总数超过2500万票。”
根据评选程序，票选阶段结束后，才会根据得票数量，确定晋级单位和晋级候选人，然后提交评委会，由专家评委会进行评议。
记者对比名单发现，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分为贡献奖和优秀奖两类，各有10名获奖者，相对于优秀奖，贡献奖的分量更重一些。记者发现，在票选阶段进入前10位的候选人中，有5位未能获得贡献奖；相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教育局局长李能以2万余张票、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院长龚春燕以6.8万余张票获得贡献奖。此外，还有3名贡献奖获得者票数未进前10位。
洞口县教育局局长曾广增获得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贡献奖，当地媒体报道称，他“成为湖南省唯一获此殊荣者”。
熊茂东最终只获得教育改革创新管理优秀奖，山西省晋城市教育局教研室干部付社亮在票选阶段只得到416票，票数是熊茂东的约两万七千分之一，但他也获得了教育改革创新管理优秀奖。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胶南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崔德福虽然在票选阶段获得90余万张票，最终却未获得任何奖项。
让评奖民意变质的背后推手
电视选秀节目“快乐女声”有本地籍的选手，市政府发短信号召市民投票；一个地区评选感动某地十大人物，全地区各单位都分到了投票指标；记者在网络检索时发现，甚至连土特产评选，如评选几大“名猪”、“名牛”、“名羊”之类的，某些地方政府也会发文，“请全县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家属及亲友积极参与投票”。
本为征求民意或比拼人气而设置的评选项目，却往往因为一些刻意的因素而变味、变质，这一方面值得审视活动本身在设置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公众对政府行为边界的讨论。
2011年8月23日，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些市民收到了该市政府办公室发的一条短信，号召市民为选秀节目“快乐女声”的保山籍选手段林希发短信投票。此前，保山市有部门也发布了《关于组织参与短信投票活动的通知》。
此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热议，有评论认为“公权捧快女是滥用公权”，但也有声音认为“号召投票何罪之有”，反而认为段林希及“快乐女声”的平台是保山市对外宣传的最佳窗口。
如果说号召投票尚有争议的话，那么，组织投票则明显不符合征求民意的本来用意。记者在多个地方政府或有关单位的网站上，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投票文件，这些文件往往有指标要求。
如2011年12月，重庆市某区教育系统发出通知，要求为该区进入“2011中国幸福家庭倡导活动·恩爱家庭”前列的某家庭投票，通知要求，“按照上级要求，各教管中心、学校投票数至少为全体学生和教职工总数的50%。”“希望各单位组织好师生，发动所有力量，认真分解任务，积极参与投票，务必确保评选成功。”
记者发现，无论是号召投票或组织投票，发出方往往会冠上一个“宏大而堂皇”的理由，如江西省永修县号召为教育局长熊茂东参评中国教育改革创新管理奖的红头文件就写道，组织投票是“为大力弘扬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向全国人民展示永修教育矢志改革、勇于创新的崭新风貌，为即将召开的县十三次党代会献礼”。
保山市有关部门在回应号召为段林希投票的举动时也称：“保山青年段林希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全国决赛，很不容易，我们发文的目的只是号召大家多给她点支持。”
理由有很多种，如评选好人好事，理由一般是“广泛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宣传身边好人事迹”；如果是级别较高的评选，就会强调“此次投票是为本地区争光添彩的重要活动”；如果是民俗土特产之类的评选，就表示要“弘扬地区文化，树立品牌”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评选本身就有漏洞。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强一直从事互联网非法产业研究，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大大小小的网络评选很容易陷入网络刷票的质疑声中。对于网络投票而言，要操纵结果很简单，如果技术设置门槛不高，操作者可以编一段程序，不断模拟电脑用户访问投票网站，形成投票。技术门槛较高，也难不倒网络投票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巨大的网络“水军”队伍实现票数瞬间增长，“所以，现在要在网络投票中体现奖项设置的公平性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几乎都会出现失真的状况”。
因此，发动投票的行为已经被视为“落后”的表现，甚至被网友讥讽为“不懂高科技”。但记者发现，有些部门举办活动，为了给活动造势和增加人气，也会选择组织网络投票这种形式，如某地在评选精神文明建设“十大新闻”及“十大新闻人物”时，就要求“各乡镇要积极组织投票，投票不少于500人次”。
有些评选还沦为了级别、资源之争，头衔带“长”的往往能通过手中的权力发动组织投票，不带“长”则很少能发动，除非地方领导出于能为本地区提高知名度等考虑主动提出要组织投票。
毫无疑问，各项评选过程中，投票环节经常会有注水之忧，从而使得评选活动变味、变质。这也使得主办方头疼，如果默认刷票的结果，会被质疑奖项的公平公正性，如果要查，又很难查出个所以然来，从而陷入两难境地。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系副教授肖珺表示，她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这种所谓的红头文件发起的活动。她认为，这些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用公共的行政权力来要求别人投票，肯定是不合理的。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也认为，政府干预网络投票是短视的，政府不能滥用公权力和公信力去干预网络。他说，网络上的民意投票其实很脆弱，技术上的漏洞容易被利用，“当评选受到其他力量的干预，特别是在某种行政指令性的导向下，是会歪曲网络民意的。事后当人们发现投票结果跟真正的民意相差甚远，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金兼斌认为，评选的发起者和组织方在设置相关环节时，应对可能受到的各种干预力量有所估计，再采取对应措施。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网上投票，特别是没有抽样的投票，天然就容易受到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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