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接下来要连线一位专家，她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
（电话连线）
主持人：
陈教授，您好。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您好。
主持人：
在法律上，我们现在对谣言到底是怎么界定的？
陈碧：
我国《刑法》确实没有对谣言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法条上确实找不到这样的定义。但是当我们研究造谣或者传谣可能涉嫌犯罪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去解释谣言，它是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者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信息。当然听这个解释很容易发现，它对手中来说是一个事后的判断，因为当你接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被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个解释其实是一个事后判断。
主持人：
陈教授，接下来回到一个具体的事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次在河北保定，这个人在传播这个信息和劳动教养两年之间的关系？
陈碧：
现在在我国《刑法》涉及到谣言、造谣或者传谣，涉及到犯罪的时候，一般我们主要关注的，一个是个人的名誉，一个是商业信誉，像刚刚说的是一种特殊内容的谣言。像我们对于特殊内容的谣言，像《刑法》第105条谈到的……
主持人：
但是这次在保定显然不是根据《刑法》的，说白了，劳动教养两年您觉得轻、重还是合适？
陈碧：
我认为如果是往《刑法》这个方向说，《刑法》第三修正案曾经谈到过一个罪名，叫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但是他肯定构不上。但是就我看来，这次处罚在您提供的事实基础上，我还是很忐忑地说认为它是偏重的。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在没有完全了解事实信息的前提下来做这样的判断，其实都不太符合我们理性的态度。
主持人：
因为从学校的角度之内更需要的是一种理性和严谨的态度。同样，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并不是自己在下结论，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公众该关心的一个问号摆放在社会的面前。保定有关方面在决定做出劳动教养两年的时候，恐怕也要反思是否也是一个严谨的行为，是否也是有足够的依据？我觉得这一点恰恰应该全国各地拿来去探讨它，因为未来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我们都有可能在哪一个局部突然姓刘了。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探讨的空间。
接下来要继续关注，除了对刘姓人士进行了相关的处罚之后，对于类似的事情，我们今后该如何修补各个层面上的动作，让它更快，让谣言止于智者、止于社会的快速传播呢？
接着往下看。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
2011年12月1日 新闻
有人通过互联网、微博平台发布了“多人携带有艾滋病的针管进京”的这样一条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恐慌，而经过核实民警发现，这个消息的内容不属实，是嫌疑人李某恶意编造并且散布传播的。
字幕提示：
2011年12月30日 新闻
29日，微博上的信息说，“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三家银行的巨量用户资料外泄，其中包括银行卡卡号和密码”，三家银行随后发表声明，传闻严重失实，纯属谣言。
解说：
微博、网络、谣言，这样的组合屡见不鲜。微博，2010年10月设立微博辟谣官方账户至今，已经发布了近300条信息。
记者今天了解到，他们每天收到的求证和举报信息过百条，忙的时候甚至需要30多个人同时工作。造谣者被证伪后，将暂停法帖和被关注功能，可网络时代谣言的侵扰还是层出不穷。
网络制造了个人发言的自由，但也不得不面对着各种虚假信息的干扰，而面对网络上的各种资讯，人们所熟知的网络谣言到底该如何来定义呢？人们也总结出了几种：
捏造事实，无中生有。
不久前互联网上有消息称，一些新疆艾滋病人将艾滋病毒的血液滴在凉菜和烧烤中，吃了这些食物会传染艾滋病，经过警方调查，这是河南一名网民凭空捏造的，纯粹是无中生有。
移花接木，图文不符。
有一幅照片曾在一些网站上广泛传播，说是城管把老人打伤了。然而这张照片事实上是上海一位老人被高空坠物砸伤的情景。
添油加醋，歪曲夸大。
不久前一位网友发信息说，甘肃省文县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有近百人死亡。事实上，当地的确发生了一起火灾，但是根本就无人伤亡。
假托科学，故弄玄虚。
有一些是打着科技的幌子，利用人们科技知识的欠缺来凿岩。比如今年日本大地震后，有消息说，今年月亮是19年来最大的，这引发了日本地震。
有针对普通个人的，有针对企业组织的，也有针对公共部门的个人和单位的，方式、方法、目的、对象、影响，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人们对于网络谣言人人喊打的当下，对于他们又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消解呢？
主持人：
再次强调，随着互联网快速普及，我们越发对互联网上的传播虚假信息，甚至制造谣言，哪怕是一些不符的传言都感到愤慨，甚至非常担心。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我们立即觉得应该超越边界，去进行最严厉的处罚，还是要回到法律的精神，以及回到一种理性的态度之内。另外要思考的是，是不是对于所有的谣言制造者和传言的人们进行处罚就够了，社会要思考什么？
回到这次河北保定的事件当中，网络发帖是2月19日，转载传播2月23日，港媒报道2月24日，但是官方澄清是2月25日，中间间隔了五六天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如果是第一时间就能快速澄清事实，这个传言的危害就会小很多。针对这一点显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关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还有那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不妨听一听传媒专家喻国明的看法如何？
（电话采访）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激发，一定跟相关的一些征兆和当时的一些责任机构，比如说政府相关机构反应不及时，信息公开不够联系在一起。当然其实也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信任程度不够，所以有的时候发布信息人们也不相信，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和多层次的问题。
主持人：
这是传媒专家的看法，其实回过头想，恰恰是“SARS”这几个字拉开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大幕。因为在2003年，之前的信息获取是相当困难的。直到那年4月24日撤掉了一个部长、一个市长，卫生部的毛群安跟邓海华开始每天下午4点进行直播，从那年年底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就开始进行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拉开了大幕。为什么拉开这个大幕？因为我们受够了信息不公开，从国家、从政府都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信息如果不能够公开，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
今天，又回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但是已经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恐怕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全新思考。
在这里看到刚才接受连线的副教授陈碧有一句话说，“对谣言不加管制是危险的，但对谣言的过度打击，却是更加危险的，对于网络谣言的界定同样如此”，这是很严谨的一番话。
有好几层意思：首先第一点，在互联网时代谣言会越来越多，要警惕、要管理，否则很糟糕：第二，但是对谣言的过度打击也很危险，就要思考什么叫过度打击；最后，对谣言的界定同样如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最后不妨回到调查上，开始有一个调查，现在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调查是否会有所变化？
散布“非典”谣言，你觉得该不该处罚呢？应该73.3%，比节目开始时略有一些增加；不该的数字是26.7%。
接下来散布谣言劳动教养2年，你觉得合理么？不合理，罚重了，58.1%，也是略有一点点增加；合理，该罚37%；不好说，4.9%。
其实面对互联网上这样的谣言或者传言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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