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药总共花了四块六毛钱,而B超、验血等各种检查费却花了二百多。”近日,一位患者向记者展示她在当地卫生院看病时的医药费明细:彩超收费75元,血常规30元,注射费20元……而医生开的20支黄体酮,费用只有4.6元。类似这样开药不多、检查不少的现象,在一些基层医院似乎并不鲜见。记者了解到,本报之前与腾讯网联合调查江苏网友两会民生关注热点时,也曾有网友发出过“现在药费比过去是便宜,可检查费却明显变多,这样看病还是让人吃不消”的感慨。带着这个问题,昨日,本报特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几位来自医院的代表委员。
本报北京特派记者
刘璞 石小磊 仇惠栋
找原因
本来也许不用做这么多检查的,不用开这么多药的,但医院就是让人做了这么多检查,开了这么多药,对于网友和市民口中的“过度医疗”,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首先坦言,这一现象的确存在,而且比较普遍,“医院出于‘逐利’的目的,或者医务人员有些不正当行为,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不过,医院也有医院的难处啊。”
开药不多检查不少,有没有?代表委员坦言:有!
1、体制上的原因
没了药品收入,于是从检查费用上下工夫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钱海鑫告诉记者,这些年,为了减少患者的看病支出,国家已经拿出了一些政策,比如压缩医院的药品加成。过去大医院的药品加成普遍在30%,一些小医院可能达到40%-50%,也就是说10块钱的药,卖到患者手上就是13-15元。现在药品加成经过政府这几年的调控已经下降到了15%以下,就是说10元的药最高只能卖11.5元了,在基层医院还要实行零差价,卖药不赚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许多医院就感到困难了。“人头费用、基本建设以及设备更新过去都要靠药品加成这方面的收入来支付,保证运行,现在没有收入了,政府又没有补偿到位,这种情况下钱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钱海鑫直言,一些基层医院为了生存,从检查费用上下工夫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叫医院不动些脑筋也难。”
据介绍,目前我省在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都实行了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即医院将药品以购进价直接卖给患者,不再加收15%的加成,损失部分由财政补贴。然而,由于少数地方财政补贴未及时、足额到位,于是有医院想方设法“堤内损失堤外补”,于是,便出现了“药价降下来、检查费升上去”的怪现象,导致看病负担并没有像原先设想的那般明显减轻。
2、成本上的原因
许多检查费为啥那么高 进口设备成本下不来
许多检查之所以费用高,还有个客观的原因与成本居高不下有关。“普通做一个超声波、CT、磁共振、内窥镜全要用进口设备,万元以上设备几乎就全要靠进口,国内做不出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钱海鑫代表透露,很多外国进口的设备,用到坏了成本都收不回来。“有人也会问,那你们还买这些设备干嘛?可是不买诊断水平上不去呀。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成为科技强国,但医疗设备国产研制上从没见过有什么实际行动。”当然,钱海鑫也表示,不是所有的极高端设备大家都要去追逐,比如机器人手术,南京军区总院有了,“是不是每家医院都必须去买?不是这么回事。”
3、还有个原因
因为医患关系紧张 多做检查留证据
医患关系矛盾的激化,客观上也造成了各种检查项目的增加,看病费用的增加。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刘璠的一个观点。他介绍现在在处理医疗纠纷时,法律上规定的是举证责任倒置,这就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医生看病,凭经验判断问题不大,不需要繁琐的检查,但是医学上又有很多偶然性。”那么在出现医疗纠纷时,“有什么证据说明病人当时没事?”这是每个医生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必须考虑通过各种检查留下证据。他无奈地感叹道,在如今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下,医生似乎成了“公敌”。
求解决
采访中,业内人士指出,除了降低药价、推广使用基本药物制度,医改提出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是有一定道理的目前,常规医院护理一天的收费不足10元,比不上理个发;一台由七八个人合作完成的肺癌切除术,手术收费只有2000元,根本体现不了医护人员的智慧价值。如果医院药品收入低了,而劳务收费、财政补贴不足以弥补这一块损失的话,那么医院为了维持生计还会想办法赚钱,而赚钱的门道无非是分次多开药和推销各种大检查。药费降下来,检查费用又升上去,这究竟如何平衡?
变多了的检查费如何再降下来
思路一:
政府投入要与取消药物加成“同步到位”
近日召开的全省医改工作会议透露:今年我省将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重点,全省二、三级公立医院力争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再降2个百分点以上。但一位医院院长私下告诉记者,降低“药占比”,并不能确保百姓受益,如果作为药品收入的“分子”不变,而扩大检查费用、服务收费等“分母”,这样药占比同样也能降下来,而百姓付出的却是更高的检查费。
“以药养医是一个全国的共性问题,医改对其开刀,大方向是正确的,关键是,政府相应的补偿机制如何跟上去。”刘璠代表对记者说,从他的切身感受来看,国家出台基本药物制度以后,百姓常见病多发病的常用药物的价格的的确确降了下来,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降幅在10%-40%不等,这对病人是一个实在的利好。而眼下的问题是,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营,必须做到政府投入与取消药物加成“同步到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医院正常运转,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否则,让医院舍弃自身利益去落实医改,很难真正做到位。
思路二:
“单病种收费”能起作用 但需防医院治疗缩水
相比目前的按项目收费,全国人大代表、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表示,他看好按单病种收费的医改试点,这可以改变过去“滥检查”、“小病大看”等问题。实行单病种收费,需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通过专家论证,制定具体的收费标准,由医保部门来和医院结算,监管医院的治疗行为。
“医疗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医改方案。”沈进进说,推进按单病种收费,也可能会出现医院有应对之策,需要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比如,医院为了节省成本,是否会出现该给的治疗不给治,该给的药给最便宜的,一次病分两次看,等等。
思路三:
加大对医保机构的投入
通过医保监督“过度医疗”
“公立医院改革,政府一肩挑会是一个无底洞,是个恶性循环。”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自有看法,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三甲医院一年营收高的20个亿,少的也有七八个亿,平均下来也要十几个亿,全国有1000多家医院,全部要政府投入的话难堪重负。“多年以来形成的以药养医,医院走向社会赚钱赚上瘾了,”王旭东直言,如今再把医院从市场上拉回来很难,“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要生存和发展,不以药养医,药上赚不到钱了,那自然就要靠设备赚钱。”
“政府怎么主导?应该是在政策法律上主导,而不是在经济上一肩挑。”王旭东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政府应该改变投钱的途径,钱不要直接投给医疗机构,而是投入给医疗保险。
“在国外做医生时,我们最怕的不是主管部门,而是保险公司。”王旭东几年前曾在欧洲执业,他发现医生们最怕的是保险公司找上门,如果发现其开大处方、过度医疗,可能医保就不报销了。“我每开一个处方,保险公司都会监控我。”他认为,这样一种模式很可行,医院找医保结算赚钱,保险公司养了一批医疗专家,负责审核和监督医院,看看钱是怎么花的。政府则从中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