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省医外帮行人提重物 |
来源:贵阳新闻网
当你遇到困难时,突然一位陌生人向你伸出援手,你会担心受骗而拒绝,还是欣然接受?连日来,记者走上贵阳街头,向有70位有困难的路人提供帮助,结果超过6成的人选择拒绝,只有不到4成会接受。
镜头1
地点:贵阳火车站
对象:20位背小孩、提行李的妇女
方式:提行李
结果:16位拒绝,4位接受
2月29日上午8时05分,一年龄约30岁、背着大包小包的妇女,牵着一个约5岁的女孩正在往展览馆方向步行,由于重物太多,即便是接近0度的气温,她也渗出了汗。
“需要帮忙提行李吗?”见记者是陌生人,女子下意识侧过身,挡住了包。记者表明身份和来意后,女子先是一愣,然后冷冷地说:“谢谢,我自己提。”随后,她牵着孩子加速离开,并不时回望是否被跟随。
在接受帮助的4人中,其中1位先是将1个超过50斤重的行李袋递给记者,几十秒后,他要求和记者共同提袋子。另外3人在记者询问“为什么会接受帮助时”,均回答:“觉得你不像是坏人。”
镜头2
地点:黔灵山公园
对象:需要留影的游人
方式:拍照
结果:18位拒绝,10位接受
3月1日下午14时,在黔灵山公园弘福寺外,5名重庆游人正在留影。
记者主动提出帮助他们合影时,手持相机的一位游客第一个反应就是:身体向后倾斜,有意识躲避,并紧锁着眉头打量着,随后,他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
在记者出示证件和表明来意后,他一连说了几个不好意思。“我们确实有合影的需要,但是你主动提出帮忙,我相反还不敢了。出门在外,小心为妙。”他尴尬地说。 而其他拒绝帮助的游人,大多与他的顾虑相似。
镜头3
地点:中华北路地下通道
对象:老年人
方式:搀扶上阶梯
结果:12位不接受,10位接受
3月2日上午8时30分,一7旬刘姓老太途经地下通道,走楼梯十分费劲。“老人家,我扶您上楼。”刘老太欣然接受。不到半分钟,老人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迅速检查自己钱包。“年轻人,不要多心,现在骗老年人的太多了,不得不提防。”
“你是不是要推销保健品?你是不是乞讨的?不会要喊我们去听哪样讲座嘛?”在接受记者帮助的老人中,大多都提出了此类问题。
镜头4
地点:金阳客车站
对象:旅客
方式:提包
结果:8位不接受,2位接受
3月2日下午4时许,一家四口赶火车,有很多行李,父亲背着孩子还提着两件行李,在记者提出帮忙提包时,他欣然接受。他说:现在客车站外经常有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帮助和服务,我看你一副学生样,应该就是志愿者吧。而且你提的就是几件不值钱的换洗衣裤,所以比较放心。
镜头5
地点:茶店小学
对象:小学生
方式:护送过马路
结果:1位不接受,8位接受
当记者送一名低年级女孩过街后,她笑着道谢。在随后二十分钟内,记者先后护送了8位小学生过街。
在一旁观察的同伴称,不少家长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记者,有人还怀疑记者是拐卖小孩的。 本报记者
专家谈“学雷锋”
50年,雷锋,已成时代的符号和三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他的精神过时了吗?我们又该如何学雷锋?
雷锋为何成了稀缺品?
雷锋是谁?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黄亚夫说,雷锋这个符号,实际上是“纯粹利他精神”的化身。
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周如南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雷锋所处的时代,社会阶层相对较为单纯且利益诉求趋同,在道德层面,“纯粹利他”较易获得社会认同。但是当下中国,处于农业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以自我和小家庭利益为中心”是通例。
在佛山小悦悦事件之后,周如南曾亲赴事发地调查,写就《小悦悦背后:佛山五金城生态的人类学观察》一文。
“转型期的中国,就像小悦悦事件中的五金城,是原子化孤立无援的个体构筑的陌生人社会,每人都得防着被骗。”周如南说,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相反,在城市陌生人社会里,公共空间高风险化,人人都以自保为第一要务,“纯粹利他”式雷锋精神自然成了稀缺品。
心理学专家黄亚夫则认为,公共空间里,从众效应之下,冷漠的情绪也会传染,在恶性循环中,“纯粹利他”式雷锋精神更是无从谈起。
冷漠由何而起?
黄亚夫说,社会保障机制匮乏,在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被救者和施救者双方都会产生焦虑感。对施救者而言,被骗被讹甚至被告等潜在风险所导致的焦虑强度一旦超过“利他”行为所产生的快乐感,就会选择回避甚至逃避。
“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等一系列恶性案件经媒体曝光后,作为一种负面效应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潜在的焦虑让人们在救人之前先考虑明哲保身。
“救人成本和风险高过正性预期,再想出现像雷锋那样完全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也难了。”黄亚夫对说。
按心理学划分,互助互惠的社会氛围也正趋向消解,“身边没了榜样,谁还敢做雷锋呢?”
周如南也认为,倘若无制度保障相关权益,公民作为个体为善“学雷锋”的成本太高。无制度保障的善行仅靠热情很难持续,“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的现象,亦源自于此。最终,无论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遇事惯性依赖政府,成为大家本能的选择。
现在,我们该如何学雷锋
“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周如南认为,政府不能强行插手解决社会的道德困境。为了树立意识形态标杆,政府将雷锋作为宣传典型推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是,新时代谈学雷锋,人心自治和公民社会的重建应为第一要务。
“新时代,同样需要雷锋。”黄亚夫说,在心理学上,人类的需求最高层次是为自我价值的实现。 以“贵阳最美救人少女”向欣园为例,那一瞬间,潜意识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超越了对自身安危的顾虑。
2009年,美国加州通过“好心人免责条例”。立法初衷即是保护做好事者,避免其陷入“做好事反而惹麻烦或被告上法庭”的困境。
黄亚夫说,在雷锋稀缺的时代,提倡“纯粹利他”式雷锋要先通过各种方式保障和鼓励“互惠利他”行为,建立起互助的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