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此生粘着“自由行”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