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看法,对我们今天的选择依然有参照意义”
胡适与鲁迅,是显题。盖因1949年后二人分别成为大陆台湾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旗帜,同时成为对岸的禁忌。自1980年代起,阻隔渐融,相差10岁的两个人重被放回同一时代。仅命名为《胡适与鲁迅》或《鲁迅与胡适》的专著至少有3部(作者为周质平、邵建、孙郁),文章则未计其数。
胡适与鲁迅,一个平易,一个深刻;一个是烛光,一个是闪电;一个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个毕生“绝望”;一个钟情“法制的自由”,一个张目“无治的自由”;一个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个宣布死后“一个也不宽恕”且在遗嘱中告诫后人“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二人在思想上一度合辙,但“五四”之后渐行渐远。
傅国涌说,胡适是清水,味虽淡,人人不可少,鲁迅是酒,味厚重,却易让人醉。
周质平说,和鲁迅相比,胡适最幸运的是他始终不曾被偶像化,始终不曾受到毫无保留的赞扬。
金陵邵建,笃学精研,数年前完成《胡适与鲁迅》和《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元宵佳节,作答本刊,再度评议胡鲁。
不管胡适表现如何,他躺着也要中枪
人物周刊:鲁迅在《忆刘半农》里曾写道,“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亲近半农。”从这段话里,您怎样理解胡适与鲁迅的性格?
邵建:看胡适影像,读胡适文字,我个人很难获致鲁迅这种感觉,胡适不太像是有内在韬略的人。胡适留下那么多照片,几乎张张明朗,给人如沐春风感。至于鲁迅,固有多疑的一面,但他这份感觉是否涉及他与胡适的私人交往,我不知就里,只能说这是鲁迅的感觉。除此之外,我也没看过其他写胡适的人表述过类似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从这个句子里,我看到的不是胡适,而是鲁迅。
人物周刊:留学美国的7年是形塑胡适思想非常关键的时期。假如留美的胡适与留日的鲁迅交换一下留学之地,会发生什么?
邵建:形塑胡适的是美国本身,是美国的自由宪政制度。求学时代的年轻人,吃什么奶长什么肉,接受什么样的观念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大致不会错。假如胡适当年到日本,鲁迅留学到美国,他们未必不会倒个个儿。鲁迅留日期间,正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流行,这大体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思想走向。同样,胡适到苏俄3天,就忍不住为苏俄叫好。(注:民国知识界并非全是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青年”,邵建举出两个例外,徐志摩与周德伟,后者是哈耶克1930年代在中国的弟子。)如果他不是留美而是留日俄,至少他不是今天的胡适。
“国体性”与“国民性”
人物周刊:鲁迅曾被推向一个偶像的席位,胡适的思想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今天,我们如何为他们松绑?
邵建:鲁迅被推为偶像不是鲁迅的过——哪怕他思想中的确有可以被利用的地方——正如胡适不可能被那个把他打成“战犯”的体制所利用。与其说胡适也曾遭遇意识形态的绑架,还不如说他是被那个意识形态绑起来当靶子打。尽管如此,我们要了解胡鲁,还是应该直接去看他们留下来的文本,那里才是真实的胡鲁,而不是被体制抹黑或抹红的胡鲁。去掉体制的“意缔牢结”(即意识形态,台湾的翻译),多一些普世价值的常识,同时了解一些上个世纪前50年的真实历史,都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胡鲁,也是松绑后的胡鲁。进而言之,这里的松绑倒不是为胡鲁松绑,而是我们为自己松绑,即走出那个束缚我们多年的“意缔牢结”。
人物周刊:胡适和鲁迅当年都为“改造国民性”开过药方,胡适主张制度建设,鲁迅看重文化的力量,遗憾的是,“国民性”到今天也没见有多大改观——想想小悦悦事件。这是否意味着,胡适先生闭眼半个世纪了,我们在这两点上都没什么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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