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电教训

　　不受监督的官产学三位一体

　　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人去核电企业当了领导，有人在经济产业省做技术方面的监督官僚，还有一部分留校继续研究教学。在核电站大干快上的时代，最新的研究成果，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产业界，而国家能通过各种扶植政策，让成果立即投入到产业中去。日本的效率就体现在了这一点上。

　　并不是日本仅有东京大学一家设立了核电方面的专业，其他学校也有相应的专科。比如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时候，菅直人时任首相，他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物理专业，他自认为对核电十分了解。东京工业大学也有相关的系与专业。但并不是因为有东京大学以外的学校在教授核技术，日本的情况就能出现变化。

　　从日本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官产学的严密合作。

　　日本在内阁府内设有原子力委员会，该会设有23名专业委员，除了政治家是专业委员外，懂理论的专家专业委员的作用非常大。这种专家出任的专业委员由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及京都大学派遣。现在东京大学田中知教授（同时是日本原子力学会会长）、大阪大学山口彰教授、京都大学山名元教授在委员会中担任专家的任务。

　　但就是这3名担任专业委员的专家，很凑巧的是在2005到2010年的5年中，共接受了核电企业、团体共1839万日元的捐款。相关的捐款与科研费不同，是不需要发票报销的。当然3位著名核电教授都对外说，他们没有在委员会的发言中，特别偏袒了企业。

　　这种官产学关系在自民党时代结成了铁三角，并与媒体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福岛发生核事故后，日本媒体中除了《朝日新闻》开始逐步检讨核电功罪外，其他主流报纸基本上保持了几十年来对核电的支持态度。官产学之外，媒体的配合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0年1次的事故率”

　　独立撰稿人盐谷喜雄注意到了日本官方发表的众多数据中，有一个是国际核能组织（IAEA）制定的安全目标“出现大量核泄漏事故的频率为每10万炉年1次”。他认为这只是听起来是个非常安全的数字。

　　目前全世界正在运行中的反应堆共有431座，其中福岛核电站已经发生了事故，“这让IAEA的计算方式瞬间变成了5000炉年1次了。”盐谷说。

　　再往下计算，福岛是3座反应堆发生了事故，结果“频度变成了每3000炉年1次。”再按日本的54座反应堆在福岛发生了一次事故，频度将为“每1500炉年1次”。如果把福岛的事故记为3次的话，频度再度降为“每500炉年1次”。

　　“用500炉年除以日本的50座核反应堆，得出的结果是10年1次。这意味着日本每10年都有可能发生一次重大事故。”盐谷说。这有些耸人听闻了。

　　在我们不知不觉中，10万炉年1次的事故率，变成了10年1次走进我们身边。对于盐谷粗略计算的结果，日本原子力委员会未置评论。但现实问题是福岛出了这样大的事故，盐谷认为，核电安全在坚持了10万炉年1次的情况下，依然十分的不安全。特别是一个国家内反应堆越多，自然也就越不安全。

　　日本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核电其他方面的安全成本进行了计算。（日本）名城大学的一位教授对笔者说，在不出任何事故的时候，每座反应堆每年800公斤使用过的废料该如何存储，存储在什么地方都是很大的问题。不论是深埋还是向海洋投弃，都不能解决核辐射需要2.4万年时间半衰的问题。

　　核电是否便宜、清洁？

　　在任何日本官方发布的资料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在日本每度电的发电成本光伏为50日元、风力13日元、水力11日元、原油10日元、天燃气7日元、煤炭6日元、核电6日元。

　　从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上，生产每千度电，用煤炭发电将排出943克，石油为738克，天燃气599克，水力、核电、光伏、风力、地热等为零。其结论是核电廉价而清洁。

　　但在福岛发生事故后，核电的廉价清洁一说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处理赔偿问题，祛除核污染，这有可能让每度电的成本提升1.6日元。”盐谷说。在电力大国，往每度电中均摊的话，会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但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数字。在原本6日元的成本之外，突然加入1.6日元的额外成本，提价将近三成，日本产业界呼吁的廉价，转眼间就会化为乌有。

　　在福岛核电站附近的幼儿园，现在已经难以为继。84家私立幼儿园向东电提出了赔偿6.7亿日元的请求。其他人数减少的幼儿园还有很多，流失到其他县的儿童的补偿问题等等，一一计算下来的话，东电难以全部支付。

　　“我们在建设核电站的时候，很难预测40年或者是60年后该以什么样的价格来计算拆除的费用，而且在核污染物的存放上该如何计算成本，并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现在（日本）政府拿出的核电站发电成本，我估计没有把这部分费用计算进去。”一位为核电站提供重要设备的厂家高管，私下里对笔者说。

　　最大的教训：成本效率主义作祟

　　撇去价值观、日本对保有核技术为今后保有核武器留下余地等疑虑不谈，福岛核电事故的最大教训，莫过于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

　　无论是核反应堆周边装备的破绽，还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结成的铁三角，都可以直接用低成本、高效率的口实去说服媒体，动员政治家从立法的角度来推进核电站的建设。一旦核电站出了事故，便转眼间将责任推给了全部国民，通过电费涨价来均摊事故相关费用。

　　推进核电事业的四大根据（原料多、发电成本便宜、可以循环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中，除了二氧化碳一项外，在降低成本方面有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循环使用已经被证实并非如此。在核燃料的浓缩上日本宣布“事实上已经终了”。大量使用过的核燃料就堆积在核电站附近的临时储存库中。

　　核电发电成本并不便宜，而且在40年前，核电原料可能比较多，但随着众多新兴工业国进入核电产业，今后10年铀矿供应将变得异常困难。

　　如果说20年前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日本经济永久发展论，随着泡沫的崩溃化作成了20年的失落，那么建立在绝对安全、成本低廉、高效率等虚幻基础上的日本核电体制，也已经随着福岛核电站两个机组的厂房发生的爆炸，化作成为让世界各国必须吸取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