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果感桑石刻字符确认系古骆越文字 或商周形成

考古队领队覃芳清理刚出土的石锛（圆圈内）。

　　本报记者 甘宁 文/图

　　去年于百色市平果县马头镇感桑村东南面发现的石刻字符（本报2011年12月21日曾作报道），近日被文物专家确认为古骆越民族创造的文字。其中少数文字已得到初步破译，内容涉及雨水、水田、麽公做法事、王权等，据推断为当时骆越方国统治者或是祭司举行仪式时吟唱的祭词。

　　3月22日，在感桑村的石刻文字发现处，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夹砂陶片和石锛。这些具有断代意义的文化遗存，说明在战国时代之前，此地就有人类文明的活动，也为石刻文字的年代提供了佐证。

　　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郑超雄认为，感桑石刻文字的成熟程度与殷商王国的甲骨文相近，但与甲骨文是不同的系统，表明壮族先民曾有自己的造字历程。这一发现，能否把岭南乃至历史上的百越地区的文明发源推至一个新的高度？记者近日探访了考古现场以及有关专家。

　　发现过程：

　　青年农民捡到带字石片

　　感桑石刻发现于感桑村东南面的一片名叫“那林”的耕地内。这是一片平坦的台地，方圆约3公里，距平果县城只有10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俯瞰两公里外的右江。3月22日，记者咨询当地农民得知，“那林”在壮语中即为“有泉水的田”，在台地上的两棵木棉树下，果然有两眼汨汨流出的泉水。当地人认为此地风水好，在其后山上有很多墓葬。

　　最早发现感桑石刻的壮族青年农民潘荣冠，就是在扫墓途中捡到这些石片的。2006年清明前，他扫墓回家经过这片甘蔗地，无意中发现一小块刻有图案的石片，带回家用水冲洗，发现这些图案很像文字。他将石片送到村中的小学请老师看，老师们无法辨识，但都认为是一种古文字。潘荣冠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也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古董。自此以后，他每到“那林”一带耕种时，都特别留意地里的石片，并把刻有图案的石片全部带回家存放。在近5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捡回大小石片21块。他还发现用于围田埂的一块大石片上也有字，但体积太大无法搬回家保管。

　　2011年10月，潘荣冠将石片带到百色市的花鸟市场咨询。一名姓冯的古玩商感觉这可能是文物，便向有关部门反映。12月，原平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农敏坚与平果县博物馆获悉此事后，赶到“那林”实地调查，又新发现两块石刻文字。连同潘荣冠发现的那块最大的石刻，一共24块石片，都被运回县博物馆收藏。

　　平果县委、县政府对此发现十分重视，立即将“那林”地块控制下来，禁止随便入内捡拾石块。即使是今年除夕夜，农敏坚和县博物馆的人员都在守护现场。雨天泥泞，他们就脱下鞋子赤脚下田调查，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能有字的石片。

　　今年春节过后，广西文物局批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那林”进行考古试掘。

　　考古现场：

　　掘出石锛佐证文明遗迹

　　3月22日中午，记者赶到“那林”时，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考古队领队覃芳，刚刚获得了发掘一个多月来最大的发现石锛和夹砂陶片。石锛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夹砂陶也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生产。这些遗迹在同一地层内出土，为“那林”一带的文明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考古队在泉水附近开了一条长62米、宽1.5米的探沟，试掘了3个探方。掘入地表下约六七十厘米深，发现4个地层。石锛和夹砂陶就是在最下面的地层出土的。其余地层还出土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陶瓷碎片、宋太宗赵光义年间的铜钱、宋代的建筑柱洞等遗存。但目前还未在地层中发现石刻文字。

　　覃芳说，由于该地块长期栽种甘蔗，翻土较深，石刻文字如果埋藏集中且数量不多的话，有可能早已随耕犁翻出地表。因此能否在地层中发现石刻，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但已出土的文化遗存可以说明，此地在战国前已经有人类文明活动。

　　在场的农敏坚告诉记者，“感桑”在壮语中意为“高高的岩洞”，是因为后山有岩洞而得名。根据清代县志记载，感桑一带原来有个古城，并记载明代诗句说古城中有“荒台”。有人认为“荒台”是个祭坛，但这是什么时候的古城，也无从知晓。

　　文字鉴定：

　　推断形成于商周至战国年间

　　在平果县博物馆的库房内，记者见到了全部24块石刻文字。最大的一块长105厘米，宽55厘米，厚约10厘米，重约50公斤，上面刻有文字83个。刻字最多的一块有10行143个字，最少的有4个字。字数少的原因是这些石刻都是残件，字数不完整。

　　据了解，平果县政府曾在2011年12月下旬，邀请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贵州省荔波县水书专家、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大学等机构的专家、教授到平果县考察感桑石刻。所有学者都没法辨识这些古文字。有部分学者推测其与桂南石铲同一时代（新石器晚期），有学者认为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文字，有些学者认为年代难定，需进行考古发掘后断定。

　　这些文字都是刻在平而薄的页岩上，大小均匀，竖向排列。郑超雄研究馆员指着石刻说，文字笔触平直，应该是用金属利器刻划而成。他经过3个月的研究，认为感桑石刻的文字性质可以肯定。其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序排列，由不同的字竖行构成长短不一的句子，组成一篇短文或长文，这是文字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是同一字形在不同的文句中重复出现，表明作者用同一字在不同地方表述同一个意思。据初步统计，重复最多的一个字共出现17次，其余有5个字重复出现4~8次。

　　三是使用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造字法，如方块形状、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和复杂结构等。

　　郑超雄说，感桑石刻中有类似于左江岩画正身人的形象，且重复出现5次之多；还有重复出现17次的“王”字，与广西武鸣、灵川，广东四会、广宁、罗定等地出土的战国青铜剑、青铜矛上铸的“王”字相近；另有5个字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岑溪花果山战国墓出土的陶文相近。加上“那林”现场出土的石锛和夹砂陶，据此推断感桑石刻的年代为战国时期。

　　郑超雄还走访了当地群众，据称在“那林”西北约两公里的平果县糠厂，当年建厂时也曾捡到有字的石块，表明石刻文字远不止这些，很可能分早期和晚期。考虑到武鸣元龙坡商周至春秋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石范、钦州出土商代的石磬上，都刻有类似的文字符号，他把感桑石刻的上限时间推测为商周时期。

　　“天书”破译：

　　推测与祈祷祭祀相关

　　在感桑石刻文字等于“天书”，和甲骨文一样难懂。郑超雄“解读”了3个月，也只能从一些象形字中猜测其意思。他目前只“读出”雨水、水田、生育、麽公做法事、王权等内容。

　　与雨水有关的字有5处，都有象形的雨点或雨丝；水田则是方框内刻整齐的方格；涉及生育的字为男阴及女阴的形状；表现做法事的字与左江岩画正身人像相似。

　　出现最多的是“王”字，有一个字是由4个“王”拼成。郑超雄根据《布洛陀经诗》中有“三样三王造，四样四王置”的记载，“四王”是指天王（雷王）、人王（布洛陀）、水王（蛟龙）、森林之王（老虎），认为四个王字拼成一个字是“四王”的意思，意指人权、神权合一的王。

　　郑超雄指着其中一个字说，这上面是水田，下面为3人劳动，很像甲骨文的“众”字，但“众”字是上方一个“日”。两者构字相似，音义不一定相同。现代壮语中凡有人在水田中插秧，称为“能那”（种田），因此这个字可理解为“种植”的意思。

　　还有一组词共3个字，上下相联，第一个字是下雨形象，第二个字是水田形象，第三个字是麽公形象。他认为可以释读为：“天下雨了，田中水满了，这是麽公施法祈求天神下的雨水。”

　　“甲骨文研究了100多年，也才破译出一半。古文字的解读是很困难的。”郑超雄说，破译感桑石刻，需要更多学者进行长时间的研究。

　　历史意义：

　　可证骆越先民造字历程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才产生的。战国时期右江流域已经出现了方国社会形态，文字的产生在意料之中。”郑超雄说，以手斧为代表的百色旧石器文化，以石铲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无不表明右江流域是古人类发源地及人类国家文明发生地之一。这里的先民们已进入定居生活，并进行群体生产劳动，语言、文字就在频繁的交流中应运而生。

　　有意思的是，与仓颉造字一样，壮族《布洛陀经诗》中也有圣人造字的传说。在感桑石刻发现以前，壮族的文字是从唐代的古壮字开始算起，这种古壮字是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造字，无法与传说对号入座。郑超雄认为，感桑石刻的发现，印证了壮族在历史上曾有自己的造字历程。

　　与甲骨文多为祭司占卜文类似，感桑石刻也被认为是“麽公文字”，用于人神交流，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强调王权稳定，这些都是方国统治者的愿望。”郑超雄说，感桑文字的这些内容估计与《布洛陀经诗》相似，是方国统治者或者麽公祭祀时吟唱的祭词。当时的先民把这些祭祀、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石片上，作为备忘的记录和处事的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