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故事：诸多弊端给孩子制造苦难

　　 当时的教育问题是，为孩子制造苦难的私塾几乎遍及全国，而太多有前途的孩子早就给吓跑了

　　文 | 张倩怡

　　念口簧

　　书塾里面，除了打，另一令学生味同嚼蜡以致反感的是囫囵吞枣的背书。

　　当时中国私塾里，几乎所教的都要背。一般幼童开始背的是《三字经》等蒙学书，上课的情况一般是：

　　我把书交给老师，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经会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声朗诵，直到记牢为止。因为《三字经》有韵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个字，所以记起来并不困难⋯⋯每句念若干次，我认为可以丢掉书本背得出来时，再拿书到老师那里，背朝着老师和书本，背诵书中的原文。老师认为我真能背诵了，于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

　　本来儿童的记忆力强，加上《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蒙学书都是句短而有韵的，所以背书不算很苦。到了背四书五经，就渐渐进入苦境。尤其成问题的是只背不讲，这一点许多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都认为是一种虐政。

　　四书之中，《论语》、《孟子》比较易背，虽然不讲解，但学生略有一些认字基础，还可以有个概略，《中庸》则不易对付了。五经之中，《左传》较受欢迎，《诗经》也还可以。至于一致认为难背的，大抵是《书经》，连唐代韩愈也认为佶屈聱牙，加上没有讲解，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些古老东西究竟说些什么，用广东话说，只是念口簧，当时虽然应付了先生，久后自然又忘了。

　　这种囫囵吞枣的背诵，全国情况差不多：齐白石在湖南闭塞的地方是这样读“白口子书”，冯友兰则因为为官的父亲辗转于各地做事，因此由略通文墨的母亲课读，也是以“包本”为目的。

　　什么当时会流行只背不解呢？这种教法又已经持续了多少代呢？我所看的传记作者，对于自己所受的这种教育的深远历史，都有体会。“这个一间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传统式。所教的课程和教法全是传统的，我想多少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变过。”这是搞历史的蒋廷黻的感受。

　　以自传记录中国近代变迁的书中，以我所见，写得最深入，最有历史感的，是蒋梦麟。他是这样看背书这种老式教育的：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所需。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些无谓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蒋梦麟《西潮》）

　　这短短一段话已包含了背书的好处、形成这种教育方式的背景和背书的流毒三层意义在其中。死背书的教学方法，也有当时的原因，这在后文再述。当时的教育问题是，为孩子制造苦难的私塾几乎遍及全国，而太多有前途的孩子早就给吓跑了。

　　逃学

　　背书和打两种虐政混合使用，落到后来，相当多私塾都给小孩以苦难，因而也造成许多小孩的“堕落”。胡适本人成了名学者，胡适所读的书塾却造成不少“堕落”学生。

　　若按胡适所述，成败的因素有时和学生的资质完全无关：“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死背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于是他们自然毫不觉得读书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逃学。只有胡适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因为他的母亲渴望儿子读书，所以学金特别优厚。她嘱托教者为胡适讲书。因而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有时不喜欢读书更涉及相当偶然的个人因素：与胡适同一书塾的堂兄弟，因为自小与父亲在外地长大，口音和家乡的塾师不同，往往读“错”字音而被打。（胡适《四十自述》）于是这些天资不笨的孩子讨厌读书，他们的出路自然是逃学，宁愿躲在田里睡觉捱饿，也不肯读书。

　　这些“堕落”的小孩于是以不成才的多，写成自传的更是绝无仅有。不过也有些逃学的小孩最后事业有成的，五岁多一点的蒋梦麟，读《三字经》读得莫名其妙，恨透了家塾生活，于是趁老师不在意的时候，一溜烟跑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第二天由奶妈送回塾中，而老师也佯作不知他逃过学。毛泽东十岁时也因为教师常常打学生而逃学。他这一逃，怕挨家里打，不敢回家，向县城方向流浪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后，他的家人和教师对他都没有呵责。（蒋梦麟《西潮》；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沈从文是真正长期逃学的“堕落”小孩，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可说是这些“堕落”的小孩中的异数。沈从文的自传中谈完家庭第一件事便是谈逃学，《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实实在在是一阕逃学的赞歌。

　　虽然逃学会受家庭和学校双重责罚，在学校还要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子的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但“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颜色，新鲜气味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

　　逃学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去游泳，天气好时便到城外山上去玩，捉蟋蟀，偷园地里的李子枇杷；天气不好也可以到庙里，看人绞绳子、织竹器、做香，看人下棋、打拳，以至相骂。有时又去看杀人处留下的尸体，拾一块小石头，在那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看看会不会动。沈从文认为，他的一切关乎人生的早期阅历，都来自逃学时所接触的大自然，可以说没有逃学就没有文学家的沈从文，他是少数从逃学中得益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沈从文，进了新式小学后，虽然“照例什么都不曾学到”，但却不用逃学了，因为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而不为先生约束，七天照例还有一天放假。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中又有两个是表哥，于是想外出的沈从文大可请假呢。（沈从文《从文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