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故事：诸多弊端给孩子制造苦难

　　私塾先生

　　学塾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童蒙，小者三四岁，大者到十多岁。学生之中也有十七八岁的，但数目很少，而且待遇与童稚学生不同。多数塾师，尤其穷乡僻壤或学历不高的，大致都是负担差不多今天的幼儿园至初中程度的教学工作。所以塾师被谑称猢狲王。

　　这些教育工作者没有固定资格，学问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各处有很大差别。

　　当时读书的目的，以功名为主，未能在功名路上平步青云，弃儒从商又不甘或没有机会，面对的唯一出路是教馆，对读书人来说，是有点不得已。纵使像萧公权，请得王贻运的弟子来当教师，他却以为大材小用，对着学生大谈文章义理。这样的教师不过是多一点名士风流，并不比牟宗三所言不自然的先生、秀才的寒伧酸气，咬文嚼字为高。（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牟宗三《五十自述》）

　　又因为师严道尊的想法影响，他们的形象多是着长衫，拿戒方，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只会叫人背书。其实他们中有许多固然是教书混日子，但不少是心地仁厚的，十中也有一二做到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读书的兴趣，有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像张治中、马叙伦、萧公权都曾受益。

　　部分初级教育工作者学识不高，《勤有功戏无益》一文中已提过杭州嘲笑塾师无学识的故事。亦有以为塾师没有学问之余，对待学生的严刻是更大的问题。在较为乡村而文风不盛的地方，村塾除以上两个问题之外，还有另一易于腐败的原因——报酬少。按齐如山的记录，一个学生一年付的钱极少，每人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合十个学生，才五吊钱，这个价钱请不到外村的先生，只得请本村的人。这种塾师往往在教书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做，例如自己的家务、庄稼、赶集；由于塾师会写字，在乡村中有这种技能的人不多，以致村中各种写账、婚丧，都要找他；塾师无论如何在乡民眼中是知书识礼的人，口舌是非的调停也会把他请去理会。于是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书房中，小孩白喊了一年，学不完《千字文》的不少。（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

　　至于薪酬方面，齐如山所言的小村塾，薪酬不高，但教者也不算是全职。在学风好的地方，坐馆还算是薪水不低的工作。按包天笑记苏州的情况，处馆先生有分等级，以科举级别为单位，未中过秀才的童生，等级最低，馆谷最少；中过秀才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又好的，再高一级；举人又再高一级。进士而为塾师的应该没有，除非教王公大臣的子弟。

　　即使童生而处馆，待遇也不算十分低，包天笑所记是二十四块钱一年。蒋廷黻记在湖南是三十块钱一年，是乡间普通工人收入的五倍。如果学生考中秀才，还有谢礼，而且不愁没有人来请他当老师。萧公权记在1910年代，他的老师薪金是纹银一百两，在当时四川是十分丰厚的。

　　许多人家里没有大负担，并不靠那些钱来过日子，但是风气流行，倘还考上秀才举人之类，就自然有传予下一代、教学相长之想。

　　在荒僻之区，并非人皆能读书，所以塾师不多，但有些地方，例如湖南蒋廷黻的家乡，读书人多，处馆先生也有供过于求，有些失业的，变成近乎乞丐一样，名为寒生，揩那些已有职业的读书人的油。他们时常去拜会私塾，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饭，或再弄几文钱。一般塾师也不失礼义，练就了一些专门艺术，在殷勤之中，有对付方法。有时请学生帮忙招呼，学生不必如教师般拘谨有礼，因而可以用冷僻的句子去考问来人，如果没有学问，寒生只得羞愤而走，若有学问，那么一顿饭和一些资助就少不了。

　　黄炎培记一个很具体生动的例子，一个读书人，进入学塾中，很客气地问教师的姓名，然后立刻索纸笔写一首诗，把教师的别号两字写进诗里，得到教师大加称赞，得以吃了一顿酒饭，拿了轻微的一笔钱离开。比这更不堪的，是穿着破长衫，手拿折扇，在长长的街上，一面漫步，一面朗读诗文，在街上三来三往，伸手依次向街旁的商店或人家文雅地接受薄薄的馈赠。（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黄炎培《八十年来》）这样的读书人，黄炎培的家乡直称之为文丐，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真是不遑多让了。

　　尊师重道

　　中国人谓天地君亲师，师是五伦之一。师严然后道尊，无论塾师水平如何，如何为学生所不喜欢，当时塾师还是受到社会上一般人尊敬的，因为他们都属于读书人。虽然他们属读书人中低下的级别，多是考不到功名的，若是举人已是相当了不得。然而士农工商四民，以士为首，凡是读书人，都是选了读书科举这条路为终身之途。他们会写字，比周围许多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强得多，而且读的是圣贤之书，有资格参加科举，说不定会高中状元。因此做塾师虽然收入不多，但地位并不算低。

　　在重视教育的地方，对教师是相当尊敬的。冯友兰是书香世家，父亲是进士，在地方做县官。县衙里的师爷虽然自命为老爷的老师，看不起少爷的老师，但老爷每天要陪着教书先生吃饭，因为在冯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家里有一个主要的人陪着吃。

　　浦薛凤生于江苏，少时随父去人家处馆，东家每季送季节鲜花数盆，花谢派人取回。江南的风气，出外处馆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包天笑说在苏州待遇不只靠馆薪，膳食可能更重要，由东家供给，而且另开一桌，有荤有素，比较优厚，有时还请先生点菜，十分恭敬。家有宴会，教师坐首席。（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浦薛凤《万里家山一梦中》；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王若望的父亲在江苏一个小镇的学校教书，学生的家庭都是农户，供饭由每一家轮着供四天，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送饭每顿饭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王若望《王若望自传》）。王父所教已不是私塾，但有很多与私塾相似之处。

　　据同在江苏的钱穆所述，其家乡“虽系远离县城四十里外小镇，其时居民之生活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然其对果育（按：小学校名）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不仅有子弟在学校之家庭为然，即全镇人莫不然。因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倩朔师）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虚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钱穆《师友杂忆》）”。所言可以范围旧式书塾和新式学校的情况。

　　以上几人除了冯友兰，都是江浙地方生长的，江浙地方在清时出了最多状元，文风之盛，在尊敬师长上亦可见一斑。

　　有时敬老师的礼节到了有点可笑的程度，易君左说每次给先生泡茶，不由女仆，因为由女人侍候老夫子是不敬的，总由老家人敬谨担任。先生架子十足，四平八稳端坐，见到老家人送茶送点心，从不理会，这样才显示师道的尊严。（易君左《大湖的儿女》）

　　由小孩子几岁发蒙的仪式，亦可见家长对孩子入学十分重视。当日孩子都穿上整齐衣服，有的提一灯笼，上写状元及第，又带一根葱，喻意聪明。有的请附近有功名的、学问为人敬仰的人教念几句书，取一个好开始，如马叙伦的父亲请解元穿上礼服为儿子破蒙。解元是以第一名中举人。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第一名的称状元。三次考试都是第一，即所谓连中三元。

　　而在洗脸水都不足的地方，小孩子四岁初上学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洗净手脸。（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在河北长大，当地缺水，很少洗脸洗澡，其诚敬之情可知。

　　前面我们讲过许多初等教育的荒谬现象，似乎初等教育受人忽视，这可说是某种程度的现实，但同时又不是真相。中国国土大，各地的条件又差别甚远，所以每方面都有相当复杂的表现。总的来说，当时的人是很重视初等教育的。

　　计算机大王王安说：“也许是因为实际上中国能念书孩子比美国少，我觉得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看重小学教育。事实上，我始终对美国小学教师这样不为学术界和公众敬重，感到很讶异。”（王安《教训》）。

　　摘自

　　《再见童年：

　　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

　　张倩怡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