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多元化办医路线图

　　体制碰撞

　　李立最大的担心是，改制后“医院乱了”，也是基于如此考量，同属甘美投资公司的市一院老医院和北市区新医院，实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在刘猛的设想中，医院内部管理的改革应该始于新医院，“新院带老院”，目前老院改革并未真正开始。

　　2009年签署合同之后，那些原本忧心忡忡的医院工作人员经常会问刘猛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来投资”，刘猛则力图在各种讲话和交流给他们增加“安全感”，“城投是投资于医疗产业的未来，城投是来投资不是来投机，你们收入不会下降，只会提高。”

　　2011年，因为属于改制医院，市一院员工的夜班补贴和劳务费得到提高，实际月薪提高了数百元。“改制后我们医院人员的利益没受损，收入没下降。”李立说。

　　现在李立庆幸自己当初把一些苛刻的民营资本挡在了门外，那些苛刻的条件包括“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全员解聘，重新竞聘上岗。”“要真是这样，我这1000多人的医院还不乱套了，大家都去告状了。”李立说。

　　引入社会资本之后，减员增效成为必然选择。刘猛估计，市一院的冗员比例大概在20%左右，不过，由于北市区医院正在兴建中，所以对于冗员不必裁员和降薪，而是在新医院建成后，把一些人力分流到老院，“用平和的方式实现增效”。

　　李立的担忧在市口腔医院成为现实。事业编制员工较高的收入成为了通策医疗沉重的负担。与市一院不同，市口腔医院没有建立新医院消化人力成本，降薪成为了增效的必然选择，降薪最高的行政后勤人员月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千多元，降幅达到30%。

　　市口腔医院医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最高的月收入达到了两万余元，最低的不过一千出头。收入差距同样在科室与科室之间拉大，包括矫正畸形在内的一些业务收入收费相对较高，而口腔内科的业务收入相对较低，虽然后者是该医院唯一的重点科室，但是该科室人员担心在注重业绩和利润的通策方人员的管理下，他们科室的发展将面临重重障碍，科室工作人员的收入也大幅低于前述挣钱较多的科室。

　　普遍的担忧则是，“事业编制身份还能持续多久”。事业编制意味着旱涝保收，意味着更高的退休工资——一位后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市口腔医院的员工退休后能拿到3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而昆明市普通企业员工的退休工资仅为1000多元。

　　一位在改制后从普通医生提升为院长助理的男医生，曾经作为改制的受益者对未来有颇多期待，但是现在亦对通策方怨言满腹。怨言之一是，2010年说服他们接受改制的时候，卫生局领导和通策方人士都给他们描绘了无比绚丽的未来——他们将成为云南省的连锁口腔医院，医生收入能够轻松达到几十万。

　　但他失望地发现，改制并未让医院的业务量大幅提高，从周一到周五，摆满牙椅的病房依然略显冷清，病人的数量还没有医生护士多，到了周末，病人才会增加一些。

　　种种矛盾最终在2011年9月引发了一场并未成行的“准罢工”，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罢工骨干之一的一位科主任不得不离开了口腔医院，通策管理人员则在内部讲话中把部分医院老员工称为“害群之马”。

　　软罢工之后，卫生局曾派人组织了一场对话，但是对于前者提高待遇的要求，通策管理方和卫生局人士并未答应，通策医疗总经理、昆明市口腔医院院长傅其宏说，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体现劳动价值，多劳多得，就是要拉大收入差距”。

　　昆明市卫生局局长许勇刚亦有类似看法，“这些都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的大方向不会变，大趋势是好的。”

　　地位不平等

　　许勇刚坦承，由于昆明市公立医院改革属于先行先试的探索，因此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亟待政策的明朗化，比如很多政策和其他部门的法规没有兼容打通。此外，对于如何评判昆明市医改的成败得失亦有颇多争议。

　　比如，如何判断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以市口腔医院的改制为例，在2010年进行资产评估时，对市口腔医院的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只有3314.74万元，但改制之后，仅仅靠闲置的10层楼房出租，一年租金即达300多万。按此测算，估值仅十年租金之和。

　　此外，也有部分医护人员指出，市口腔医院的品牌价值并没有在最终的资产评估中得到体现。

　　不过，傅其宏并不愿意对此评论过多，因为，“这是由第三方来评估的”。

　　事实上，在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医院的品牌价值如何评估普遍没有得到解决。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昆明医学院和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谈合作时，就医院品牌价值如何评估并未达成一致，“更为普遍的状况是，因为过去也未对医院品牌价值做过评估，所以干脆不评估了”。

　　市一院选择国有企业云南城投集团的原因之一就是避免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最多是国有资产流动，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刘猛说。

　　资本方的另外一个担心则是如何回收投资。在市儿童医院的改制过程中，曾有多家民营资本来洽谈合作，比如万达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等，但是谈判最终都告流产。

　　一位投资人士说，资方的担心之一是，注册为营利性医院，意味着必须租用办公楼或者按照招拍挂的价格买地，这块投资动辄上亿；注册为非营利性医院，还意味着不能拿走分红，医院的利润只能作为发展基金再次投入医院。这样资方无法收回成本。

　　按照昆明市的规定，“非营利性医院的用地，可申请划拨或政府土地零收益以协议方式出让。”但是由于拆迁成本比较高，按较低价格出让土地相当困难。而如果申请划拨用地，则面临产权困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土地上所有固定资产归属土地所有权人所有，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不具有完全的处置权。

　　刘猛的困惑则在于，实行了“新院新办法”的北市区医院，并未取得和公立医院同等的“国民待遇”。

　　区别之一在于，云南城投集团的投资“是要回收的，公立医院是差额拨款，亏损了有政府兜底，这是本质的差别”。其次，政府只对公立医院有补贴，而包括市一院北市区医院在内的其他非营利性医院，没有人头费等补贴。

　　此外，公立医院具备的事业编制优势，也对北市区新医院的人才招聘带来困难。目前，昆明市已经实施了多点执业制度，医生最多可以在三家医院就医，具备多点执业资格的医生达到1500多名。但是上述医生多数不愿意放弃公立医院的事业编制身份，一般把公立医院的工作当做主业，其他医院的工作作为兼职。而北市区医院没有事业编制名额，所以，除非提供比公立医院高得多的薪水，否则很难招收到足够多的优秀医生。

　　对于试点的风险，刘猛做了足够的预估。“公立医院改革的前景很不明朗，而且争议很大。我们在试水，随时准备抽身而退。如果改革后退，我们风险很大。”

　　但基于云南城投集团的国有性质，刘猛认为他们的风险比民营资本要低一些，“与政府的谈判能力更强”，尚属可控之中。最坏的情况就是替政府做了个BT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移交），保本微利，投资建成后把医院卖给政府。

　　与外界对于昆明市多元化办医的热炒不同，许勇刚认为昆明市的公立医院改革并未超越边界，“卫生部提出公立医院主导，其主导地位在昆明是现实情况，未来也会是公立医院主导”。昆明市公立医院提供了80%的医疗服务，而全国的这一比例则达到了90%以上。

　　不过，云南省卫生厅前厅长陈觉民的提法则更为激进。陈觉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立医院主导的意思是指有话语权，并不意味着公立医院成为主体，非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至少要占到50%左右，“才能对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产生冲击，真正的实现竞争”。

　　（中新社云南分社 张丹 史广林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