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崛起 中国商人在非洲

　　本文刊发于2010年02月25日《时代周报》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走在当地最大的市场中，恍惚间，你会以为自己是在中国传统的小商品集市，因为这里到处挂满了“Made in China”的鞋子和内衣。

　　正在修建的公路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工人们正肩并肩在工地上忙碌着，城市上空充斥着钢筋混凝土的味道。

　　城市另一端，一所职业学校刚刚建成，上百名当地学生坐在教室，学习如何和中国商人打交道。当地政府部门和医院的办公室里，来自中国企业的计算机专家们，正试图将这个国家带入21世纪的网络世界。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们发现，非洲到处都充斥着中国的影子；也就是在这一夜之间，大批中国商人拥入。他们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国商人一样，勤劳勇敢，生意也做得不错，却始终和当地有些隔阂，他们正试图给这片古老的黑色大陆，注入新的增长活力。

　　宝贵的处女地

　　采访中，他坚持要记者称呼他为“同总”。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他，放弃了在中央电视台网络中心的工作，来到了尼日利亚。

　　“当时由于有同学在尼日利亚做服装生意，可以有机会帮我办这边的签证。加上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办，我想去看，就先选择来这里边学语言，边创业。”“同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和很多在非洲的中国商人一样，第一次创业的他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当地市场需求不了解，走了不少弯路，甚至有“被人骗了好几万货物”的经历。尽管如此，他对这片土地仍然满怀希望。

　　“我对非洲市场很看好，虽然目前只经营服装，但未来想把它做强做好后再开展多项经营。”为了坚守这份生意，“同总”已经决定，春节不回家过年了。

　　许先生来非洲的时间要早得多。得力于四位兄弟的帮助，他在赞比亚的建筑生意正蒸蒸日上。据他介绍，1991年他刚来的时候，整个赞比亚只有300个中国人，而现在，“估计早就10倍不止了”。

　　如今，许先生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办公室里，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和传统的中国日历。他正准备将生意扩大到邻近的安哥拉和刚果地区，还打算投资煤矿。“这是一片宝贵的处女地。”许先生感叹。

　　在旅非学者刘植荣看来，这些案例并不稀奇：“非洲号称世界上最后一座金矿，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非洲做生意？官方也没有准确数字。目前，约有100万中国人在非洲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以建筑和商业居多。”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冲刷非洲海岸之时，来自中国的商人们，正推动非洲迸发出一波空前的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的买卖

　　“我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曾留意看了一下，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中国援建的会议中心、妇幼医院、市政厅广场、多功能体育中心等项目。”这几年经常出访喀麦隆的刘植荣感叹道，“而这仅仅是非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我们对非洲各国的援助规模可见一斑。”

　　早在2006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对非务实合作八项政策措施，使中国对非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八项措施包括：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为非洲培训培养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高级农业技术专家等。而据统计，自北京中非合作论坛结束以后的3年中，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就达9次之多，访问的国家达到25个之多。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中国减免了非洲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的外交支出为230亿元，其中108亿元用于对外援助，援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一系列的措施，使得中非关系进一步得到稳固。

　　“中国政府援助非洲的项目主要由国有企业实施。”据刘植荣介绍，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世界银行、非洲银行等国际银行的投资项目中很有竞争力，因为中国企业会用欧美国家三分之一的价格投标，在非洲公开招标的建设项目，只要听说有中国人参与，欧美国家的企业几乎就不参与投标。在塞内加尔，针对一个污水处理项目招标，中国人的报价还不到法国人的三分之一，气得法国人拽自己的头发。

　　2008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攀升至1070亿美元，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数字较10年前整整增长了10倍。而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与发展的资助，也已增长至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的贷款旗鼓相当的水平。

　　“中国制造”无处不在

　　政府的资助，让商人们看到了投资的希望。“中国不仅把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大陆看作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视为一个投资机遇。”有专家认为。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冒险家不远万里来到了这片大陆，寻找机遇和财富。

　　“中国人在非洲开办企业，是受当地政府鼓励的。因为开办企业要雇工，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再有就是纳税。”刘植荣说。

　　刘植荣还记得2009年5月12日在喀麦隆的经历：“那时，我与喀麦隆政府官员Samba先生坐在车子里穿过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我指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商店里有80%的商品是中国制造。’”这些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在非洲比其他产品有着更加有利的地位。

　　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和摩托车。相较西方人的谨慎，中国商人更愿意进入一些规模小而灵活的领域，按摩中心、饭馆、小裁缝铺、药店，所有能迅速赚钱的他们都干。

　　与之相应，相比西方投资者那自大的“多管闲事”和“过度操劳”，中国商人的低调行事，似乎更能得到当地居民以及官员们的青睐。

　　安哥拉经济学家何塞·凯拉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在当地更受欢迎，就在于他们并没有西方那种自我主义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对于他们（西方人）来说，我们只能倾听，不能发言。”他说道。相对而言，对非洲人来说，中国商人既不会多管闲事，也更加平易近人。

　　为满足中国商人的需求，非洲各国政府建了很多免税区，中国的投资者和实业家可以在这些区域享受免税待遇。

　　种种利好因素下，即使是在去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率大幅降至人口增长率以下的时候，中国商人仍然没有降低对非洲的投资热情。

　　“非洲之路”依然遥远

　　尽管“中国制造”无处不在，但中国企业在非洲技术含量并不高，产品虽然价格便宜，但也顶着质量不佳的坏名声。

　　在非洲坦桑尼亚做志愿者的小玮至今还记得当地人对“Made in China”的评价：“在坦桑尼亚，人们经常会说‘Chino’一词（当地斯瓦西里语，指代中国制造的产品），泛指价格很便宜，但是质量实在不行的产品。有时会说，哎呀，我又买了一个‘Chino’，过两天又要换了。”

　　刘植荣也记得当年和非洲当地的官员交谈时，对方曾经反问过：“为什么不见有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在非洲跑呢？”刘植荣透露，在非洲，即使是中国企业，很多也不用国产汽车，而是选择日本的丰田和三菱。“原因很简单，国产汽车质量不过关。”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商人用他们的勤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漠视，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据了解，一些中国企业老板由于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导致官司缠身，甚至引发民族冲突。

　　塞内加尔作家兼新闻记者盖伊（Adama Gaye）的《龙与鸵鸟》一书中，也记述了他多年来观察到的中国人与当地的文化隔阂：

　　“中国人不同当地人融合，他们生活在非洲的那种格局有点像种族隔离。他们只同同族人交往，如果实在必要，才同当地人接触，比如要做生意的时候。中国商人大多能说几句蹩脚的英语或法语，能够应付出售商品就足矣。中国人从不嫁娶当地人，这也说明他们对非洲民俗和文化没有很大兴趣。”

　　“我想呼吁所有在非洲的中国人，一定要尊重非洲人民的传统文化，尊重非洲人民的宗教信仰，尊重非洲当地的法律法规。否则，我们在非洲的利益不会长久，因为这是个感情的问题，一旦非洲人民对中国形成了一个观念，他们就要抵制华人和华货了。”刘植荣告诫道。

　　而目前，中国商人的“非洲之路”，仍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