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生代农民工三成人陷入“身份迷失”

　　南方日报讯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员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未来广州流动人员的基本特性。但他们在融入广州城市社会中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和广州市团校就此分别对3002名、828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之城市困境及对策研究》（下称《研究》）、《广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下称《报告》）。

　　《研究》和《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比起父辈受教育水平高，基本未从事过农业活动，对于农村、农业和土地不像父辈那样感情浓厚。与上一辈的打工赚钱回家的梦想不同，他们进城的目标不仅是谋生，“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梦想”。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却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要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人，究竟面临着多少哪些现实困境？

　　两者认为，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工作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充满迷茫，很难真正在这个城市扎根等。这些困境使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面临更多迷茫，从而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本地人？外地人？

　　身份认同模糊，认为是本地人仅约一成

　　“您认为自己是？”广州市团校在对全市828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教育水平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社区闲散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抽样调查显示，新生代产业工人身份认同模糊，对于城市身份认同并不明显。

　　48.2%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另外有14.0%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有8.6%认为自己既是本地人也是外地人，还有3.3%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表示“不清楚”。仅14.1%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报告》将新生代农民工锁定为广州务工的1980后出生的农民工。《报告》称，新生代产业工人工长期脱离乡村生活，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后就来到城市务工。在进一步的深入交谈中发现，新生代产业工人对乡村的认同度并没有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而他们对于城市的融入也没有当地人深刻，因而出现了“身份迷失”的尴尬处境。

　　身份认同是一种主观的归属感受。《报告》执笔者吴冬华等人认为，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非常多，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不同的人会产生明显不同的主观感受。在广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中，文化程度越高，其对城市的身份认同越强，文化程度越低，其对城市的身份认同越弱。统计结果显示，初中学历新生代产业工人，66.3%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小学及以下学历新生代产业工人，60.0%认为自己是外地人。而在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新生代产业工人中，认为自己是外地人的比例则降低很多，分别为39.6%、35.8%。

　　找工难

　　技术、学历成求职瓶颈

　　除了身份认同的尴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因为学历、技术等原因，在城市奋斗过程中他们也面临制约求职的种种瓶颈。

　　“找工作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报告》调查发现，人力资本低是新生代产业工人求职的最大困难。与以往老产业工人在找工作时常遇到交不起押金的限制相比，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就业时，遇到了新的困境，即是没有技术、学历太低。

　　统计数据显示，36.4%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就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技术。32.8%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就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历太低。相比之下，认为就业最大困难是户口受限制的占15.6%。怕被坏人骗、不知道什么地方招工，分别占5.8%和5.6%。选择交不起押金的，只占1.5%

　　《研究》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找工难，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就业定位和自身技能是有一定关系的。目前广州就业市场上需求的，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群体所能胜任的白领岗位，二是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岗位，三则是不需要特别技术和文化素质的普工岗岗位。前者已经被大学生、研究生群体抢占市场，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专业技术，难以胜任专业技术的岗位。对于剩余的普工岗位，由于工作时间长，收入不高，工作强度大。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比上一代农民工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对社会事物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任劳任怨，甘心加班而置休息时间于不顾。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劳动权益和劳动价值，因此对普工岗位，往往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愿意选择的。

　　《研究》认为，普通招工难的现象，在将来的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定位和就业特点对广州产业结构提出了挑战，并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倒逼产业升级的势态。

　　开销大

　　高房价、教育成本高、看病贵加剧城市生活成本

　　“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已经远比上一代农民工过得有声有色，他们与城市青年一样，"逛街购物"、"唱歌、跳舞"、"学习充电"成为平时休闲的三大主题，生活方式与城市青年的差距越来越小。”

　　不仅如此，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这一消费支出模式与城市户籍的新生代流动人员已相差无几，而与上一代农民工有较大区别。

　　同时，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男青年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是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的，部分无条件的男青年表示，为婚嫁需求，他们往往会在老家修房子，但如果自身收入提高，还是会在城市购买另一套住房。

　　但是，在穗流动人口的暴增同时也推高了房价。目前广州住房均价过万，以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难负担如此高的房价，高额的医疗、教育费用也提高了在广州生活的成本。《研究》认为，在失业后，他们大部分选择继续在城市驻留，并游荡于城市之中，需要防范其可能构成新的贫困阶层。

　　教育成本高，也给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教育带来障碍。《报告》称，在调查“在子女教育方面面临的最大困难？”中，40.5%的被访新生代产业工人认为教育成本高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难。29.2%的被访者认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是子女教育中最大困难。

　　在他们看来，接受教育的时间原本可以出去打工挣钱，而因为接受教育所损失的打工挣得的钱，就成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教育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子女在接受教育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目前各地都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交学杂费的政策。新生代产业工人子女学费上的负担不重，但是，由于升学压力，不少家庭都为孩子购买各种课外辅导。而这对于收入本来就不高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家庭来说，是一笔高昂的教育经济成本。

　　权益受侵

　　超两成受访者选择忍气吞声

　　“当您遇到困难挫折时，通常会向谁求助？”《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814份有效问卷中，近一半（40.2%）的被访者表示，遇到困难挫折时会向朋友寻求帮助。而向父母寻求帮助，只占16.7%。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很少向企业团委、企业工会、专业机构等寻求帮助，所占比重分别只有0.1%、0.6%、0.6%。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与老一代农民工已有很大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大多向朋友寻求帮助，与父母的联系不再如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紧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十八九岁就离开的父母，他们由原来的依靠父母，转向在城市中生活必须依靠朋友。随之，他们的交际圈也就发生了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是关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为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做一个总体上的把握，《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方式进行调查显示，在820份有效回答中，25.9%的被访者表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会找政府有关机构。21.1%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选择向企业工会反映，占13.9%。让亲戚老乡找当事人算账，占13.4%。起诉到法院打官司，只占5.0%。上网发帖求助，占8.7%。调查显示，文化程度的不同通常让他们在维权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文化程度越低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越倾向于通过老乡关系维权，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越倾向于通过电台报社等媒体舆论维权。

　　【声音】

　　对当地政府期待：权益保护、技术培训

　　广州市团校涂敏霞等人通过另一组调研之后提出建议，外来务工青年最希望政府在权益保护、技术培训等方面有所作为。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695名有效问卷中，44.6%青年希望当地政府提供技术培训服务为自己发展打好基础。35.7%的受访者希望政府提供权益保障服务。

　　最大心愿：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广州市团校涂敏霞等人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在被访青年中有20.9%（222人次）的目前最大的愿望是“挣很多钱”，有20.6%（219人次）的最大愿望是“有稳定的工作”。挣很多钱、有稳定的工作成为外来务工青年目前最大的心愿。此外，有27.1%的青年最大心愿是“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最受青睐的社团组织：老乡会

　　“如果您有时间，您最愿意参加以下哪些组织的活动？”，广州市团校涂敏霞等人的调查报告中显示，211名被访青年表示最愿意参加老乡会组织的活动，占30.6%。191人表示最愿意参加兴趣社团组织的活动，占27.7%。愿意参加志愿者组织，162人（占23.5%）。 (来源：南方报网—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