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预防，医患关系能否“解压”(图)

　　挂号、候诊、检查、付费、取药，按通常的就诊流程，就医的每个环节都要排队。据有关部门数据，申城居民在三甲医院就诊，平均要排3.4次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曾统计，病人挂号平均要25分钟，等候要89分钟，而就诊时间才6分钟，也就是说，病人在医院的绝大部分时间耗在了排队上，有效医疗时间非常少。

　　摘自 《看病减少排队，试点效果如何？》（刊本报2011年3月9日第8版）

　　“新加坡案例”可否借鉴

　　记者：医患关系好不起来，病人太多医生太少，资源不够用，这是个关键症结。综观各大医院，无一不是人满为患，医生病人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这种状况有办法改变吗？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疗管理处处长夏景林：我先举个小例子，前不久去新加坡考察，接待我们的一位专家年过半百，身材却保持得非常好，一点赘肉也找不到。专家随后说出原委，新加坡全国实行全民健身行动，国民每年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强制性体育锻炼，以此来强身健体、预防疾病。所以，我们在一味强调改善医疗服务化解医患矛盾之时，还可换个思维方式：如果防病体系完善了，病人减少了，医生压力没那么大，说不定能改变医疗大环境，缓解紧张医患关系。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傅华：新加坡的做法确实给了我们很好借鉴。卫生部部长陈竺曾说，下阶段，我国慢性病发病将会呈现“井喷”之势。以肥胖为例，1992年到2002年间，国人超重和肥胖率分别增长了38%和81%，健康隐患可想而知。其实，上世纪末，发达国家人群健康也曾走过这样的 “弯路”，当时，一些国外专家通过个体干预控烟、体育运动等预防措施，以期降低慢性病发病，但随后发现收效甚微。前车之鉴提示我们，防病仅从个体出发远远不够，必须要有政府层面的政策加以指导鼓励，才能立竿见影。

　　健康干预个体好还是群体好

　　夏景林：说到防病，大家都知道经典的“1美元用于预防，相当于7美元用于治疗”。上海对防病也有一定措施，比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定位为提供预防、治疗等在内的“六位一体”服务；再比如，健康促进委员会挨家挨户发放控油瓶、控盐勺等，但实际效果总不如预期那般好。

　　记者：是不是我们的措施与居民需求不甚吻合？这其中，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健康干预到底是以个体为主好，还是以群体为主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系副主任潘志刚：发放控油瓶、控盐勺等，通过这种个体、微观的干预方式，来改变居民已经持续多年的不良健康习惯，实在有些杯水车薪、力不从心。但论及群体干预的话，由于我国病人大多自主性较强，服从性不甚理想，没准效果比之个体干预反倒不如。

　　傅华：我始终坚持，政府还应从更高层面意识到疾病预防对减轻医疗支出，乃至缓和医患关系的重要性，继而推行相关公共政策。比如，这几年开展的控烟工作，全社会重视控烟这件事，餐饮业分区管理控烟、多家公共场所实行无烟……多管齐下后，居民的健康习惯才会随之受到影响。相形之下，个体干预太过微观，在目前国情下，资源占用多，产出效果亦未必理想。

　　防病体系需要“多管齐下”建立

　　记者：缓解医患关系，归根到底是为了让病人少看病、看好病。那么，在老龄化程度日渐加剧的社会里，防病体系该怎么建立，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傅华：公共政策的推行，势必是防病体系中不能或缺的部分。就比如健康膳食问题，除了我们反复强调健康膳食的重要性，更要拿出实际行动。食品行业协会须同时出台多项标准，规定餐饮业的油、盐使用量，完成得好的餐饮机构，政府可从税收上优惠减免。这种连锁反应，从社会到个体普及开来，才能真正改变居民的饮食习惯。再比如，体育健身问题，政府可在居住区附近造公园、完善健身设备，以此来鼓励居民持续健身，所谓“积跬步、行千里”，有效措施实施了，效果会慢慢呈现出来。

　　潘志刚：铺就防病网络，社区可以是基本单位。我建议，不妨借鉴英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有的放矢培训专业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国外称之为“health－visitor”），他们可以提供科普知识、防病理念，乃至心理咨询。这些健康教育工作者受政府管理，可在多家社区兼职，他们服务的侧重人群应是在职人群、中青年人群，与社区医生所侧重的“老幼妇病残”有所区别。如此一来，防病模式从年轻时就确立起来，到疾病高发年龄得到控制，若干年后，就会适当扭转医疗大环境，最终为减少病人支出、缓和医患关系带来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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