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裹足跳舞且有难言之隐(组图)

　　研究视角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客观的历史评价只有一个

　　羊城晚报：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知青文学如何分期？有何特点？

　　郭小东：知青文学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有所不同的是，其生成及发展过程非常特殊地附丽于政治运动乃至政策与制度。我曾经在《中国叙事》中，把中国的知青运动及其文学表现，归结为如下的表述：可以把1942年以降，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知青运动时期，1979年后称作知青后时期，知青后时期又可作细分：知青记忆时期（即80年代）、后知青文学（90年代以降）。这种分期其实是强调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同步性和共谋性，其间的情况自然是丰富复杂并不简单机械的。

　　羊城晚报：关于知青经历最流行的说法，一个是青春无悔，一个是不堪回首。您怎么看？

　　郭小东：大部分劫后余生，在社会上获得较好待遇的知青，普遍沉浸在“青春无悔”的自我陶醉与膨胀之中。一些由知青们编印的知青回忆录，也大多是成功者的回思，那种自得的炫耀及对知青生活情结的描述，无异于《红旗飘飘》式的革命战争回忆录，那种英雄自得谁主沉浮的红卫兵情结，几成这些知青回忆录的主题主调。千百万被时代生活的巨轮卷压在社会底层的知青，沦为下岗工人或无告于乡野的落魄知青，回忆录并无他们的位置，他们也几乎无缘于知青聚会。他们依然生存在知青运动巨大的阴影里。这种生存境遇，并未被真正地触及、真实地写在知青文学里。

　　每个人对自己的知青经历，可以有各自的评价说法。但是，客观的历史评价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以人类文明史文化史的标准为标准。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性质是不可抹杀的。

　　知青记忆的集体性和选择性

　　羊城晚报：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这一代人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存在什么问题？

　　郭小东：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与认同感的一代人。在他们的生命与经历中，有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英雄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这几个关键词和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观念，共同排斥的对象是个人。他们一出生就被告知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应顾全大局，摒弃小我，小我是可耻的；集体主义是崇高的，个人主义是渺小的；大公无私是优秀的，自私自利是卑鄙的；人性是有阶级性的，大义灭亲是英雄行为；告发检举他人是光荣的，向组织敞开胸怀，说出隐私是正确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切都应置于人性之上。人与人之间是阶级关系，亲情与友情都必须置于阶级关系之中。

　　当社会生活从集体向个人形式转型，私权和私有财产获得保护与尊重，社会生活与思想由此发生了颠覆性变革，知青的集体记忆也因之发生了问题。

　　知青的记忆是集体性记忆同时又是选择性的。这就形成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历史记忆情形。其一是，在他们的记忆中，作为批判对象的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被空心化，形式化，被悬置起来忽略不计；其二是，作为共同经历的个人细节却被具象化同时被修饰性保留下来。放大苦难，意淫崇高，张扬青春激情，品味艰难岁月的光荣，而推诿个人与时代同罪共谋的措施。

　　羊城晚报：最近在央视热播的由梁晓声编剧的《知青》，您怎么评价？它和以往的知青文学、影视创作比较，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和特点？

　　郭小东：《知青》尚未播完，对之评价有失公允，但明显可以感到，它逊色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今夜有暴风雪》、90年代的《雪城》。这是一部裹足跳舞且有着某种伪装的有难言之隐的作品。在知青文学已经自觉进入现代视野，并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审视现实的时代，《知青》的自觉逸出，令人费解。文学现代性的式微，亦是对文学现实主义的消淡。

　　何多苓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