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的认知能否跳出文艺的视角(组图)

　　由梁晓声创作和编剧的《知青》正在央视热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当代史不可或缺的一段，据此创作的小说、影视、戏剧不可胜数，文艺化的知青生涯有几分历史的真实性？日前，著名作家梁晓声、郭小东分别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梁晓声：

　　希望做一粒小小的人文种子

　　关于剧本

　　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

　　羊城晚报：您已多年不创作知青题材的作品，这次为何愿意接受这个剧本？

　　梁晓声：起初山东影视的人找到我，我表示对知青题材要达到共识才行，否则就不写。我提出是否能够通过知青题材把“文革”十年的极左呈现出来。如果不给这个尺度，我就不参与创作。换句话，不允许呈现“文革”我就不参与，这个态度是非常决绝的。

　　羊城晚报：您的创作初衷希望表达的是什么？这次和您之前关于知青题材的创作体验有何不同？

　　梁晓声：不同在于这次是批判“文革”，通过知青群体深入地批判“文革”年代。这是一个复杂敏感的题材，但我不希望写出来之后不能拍摄，或拍摄好了又播不出来。我想让现在的年轻观众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现在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甚至糊涂的，我们有文化责任将那段历史呈现出来，告诉人们绝不能走回头路。

　　羊城晚报：您希望给观众呈现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

　　梁晓声：我只表现“文革”对人性和人格的伤害，这个伤害是对全中国整体的伤害。比如说它破坏爱情、离间友谊、颠覆亲情，让我们是老人时都顾三顾四，它使得出卖、揭发和批判别人成为革命行为。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深有同感，我需要这个表达的尺度。

　　关于自我

　　我的立场是人文主义立场

　　羊城晚报：您曾说知青岁月首先意味着苦难，在上山下乡的通知到来时，您是第一批报名的，当年这种选择是迫不得已的吗？

　　梁晓声：也不是说苦难，全中国都在受苦，知青受点苦算什么呢？这是国家集体记忆中的苦难。我第一批报名，因为家里非常穷，就像今天下矿的第一批农民工一样，当时就是迫不得已的。

　　羊城晚报：您现在回忆起自己的知青生涯，有何感悟？有过挫败感吗？知青生活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梁晓声：我不认为自己经历的那段艰苦有什么值得说的，也不认为这是下一代应该要学习的精神。我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很幸运我在下乡前读了很多好书，这些书让我在“文革”开始时，没有跟着狂飙般的运动失去自我。我对“文革”暗生质疑，然后和身边有同样态度的人成为朋友。我们从那个年代成长过来，最大的是不怕艰苦，一生都不怕，还有友情，直到现在大家是老头老太太了，友情还很深。

　　羊城晚报：您和没有知青经历的人在为人处事或看待同件事情的处理手法上有何不同？

　　梁晓声：当然会有不同，但这不是因为上山下乡十年让我不同，而是我读的书使我不同。

　　羊城晚报：您的知青经历对您的儿孙辈有何影响？他们愿意听你讲知青经历吗？

　　梁晓声：我不会讲，不和儿孙讲，也不对学生讲，为什么要说？有什么好说的？

　　羊城晚报：在当下时代，有可能做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吗？

　　梁晓声：相对于犬儒主义，我是有坚持的。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是指我对这个时代、对社会发展、对做人还有原则和立场，这个立场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人文主义立场，这也是我做人的立场，而整个社会也是按人文主义的原则向前发展的。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同，尤其和革命理想主义不同，这跟我们平常说的“理想”也没关系。

　　羊城晚报：您最近推出新书《郁闷的中国人》针砭时弊，有人说您是老愤青，您怎么看“愤青”这个称呼？

　　梁晓声：我不上网，也基本不看报纸杂志，别人愿意往我身上贴什么标签就贴，愿意说什么就说。我对这些不关心。我不需要澄清，也不需去解释。就好比这部电视剧出来，有很多评论，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创作，我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但总会有人根本不看你的东西就跳出来评论。

　　关于知青

　　“磨炼青年人”并不一定要上山下乡

　　羊城晚报：提到知青那段历史，有人说是“青春无悔”，有人说是“不堪回首”，您怎么看？

　　梁晓声：这段历史的确不堪回首。我一再强调这是“文革”十年，“文革”十年难道不是不堪回首吗？我不是站在个体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有人说这部剧是青春无悔的，但我不是持这种观点。

　　羊城晚报：知青运动有哪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梁晓声：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没什么积极意义。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知青通过劳动变强健了，而不顾更多年轻人不堪回首的命运。锻炼人非要通过这种方式，否则就成长不出又有知识又有人文精神的人？就没法培养出吃苦精神？农民工身上不都有这种吃苦精神？我不认为磨炼青年人非得用这样的方法，由此造成国家的科学和文化断代，这是很严重的。

　　羊城晚报：知青一代在精神上是否有可传承和发扬之处？这个群体是否过于理想主义或盲从？对当下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有何可吸取的教训和借鉴意义？

　　梁晓声：当年的知青大都精神空虚，没有书读的年代精神能不空虚么？能有精神营养和思想吗？这代知青最主要的精神，如果要学习的话，那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精神，那时知青开始反思“文革”，这是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的，虽然被利用了，但还是开始了反思，在那样的环境中，知青的个人命运是未知数，但大家都关心国家命运，而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思考能力。在“文革”那样的年代，人人都可以用暴力去对待他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后来会有人反思说当年自己太过忠心，但这都是为自己找的戒口，你自己可以动脑思考对错，但你自己放弃了思考。

　　377名省级党委常委

　　75人曾是知青

　　据6月15日《重庆时报》载，在18大召开前夕，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中，共产生新一轮省级党委常委377名。在新产生的377个常委中，除了政府机构的经历外，曾当过知青的比例(约占20%)排在第二位，达到75个。

　　当年的下乡知青，有5个成为省委书记，分别是辽宁的王珉、湖南的周强、河南的卢展工、广西的郭声琨、湖北的李鸿忠。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省区市都有常委曾经下乡当过知青，最多的甘肃13个常委中有6人曾是知青，广西也有5个常委曾当过知青。

　　关于当下

　　在现实中有很强烈的挫折感

　　羊城晚报：您认为现在是娱乐至死的年代吗？

　　梁晓声：现在的确是娱乐至死的年代，这个年代会使人变傻，但欧洲人已经有至少两三百年的人文思想营养，在娱乐过后，脚下还有宗教的和文化的原则作为基石。因此，人家娱乐过后还能保持底线，保持做人最基本的向上的准则。但如果我们也娱乐至死，国家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羊城晚报：虽然有关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小说层出不穷，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仅对知青这段历史不了解，几乎是没有历史感的一代，原因何在？

　　梁晓声：现在的大学教育存在问题，不管学什么专业，老师都不会在课堂上讲到“文革”十年，讲的话也只是点到为止，大家写论文也是写现代史或是80年代以后的，这十年被老师和学生绕过去了，绕过去还能有历史感么？

　　羊城晚报：但现在会有部分年轻人认为，历史太沉重，淡忘这段历史过上轻松幸福的生活也是一种选择。

　　梁晓声：这样的青年当然有，但如果国家的希望都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国家还会有希望么？如果青年是这样的，说明他对历史本身没有正视，不正视历史的人会正视现实吗？对过去的事情究竟是对是错都不愿意谈，那他今天还会真的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吗？如果大家都不参与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社会和国家会变得怎样？

　　羊城晚报：现在的年轻人给您怎样的印象？

　　梁晓声：现在读书的年轻人也有，但少。大部分人都在上网玩，看热闹，当看客、哄客，基本没有知识储备。这些孩子上大学前就没读书，还不如我们那代年轻人，下乡前还读了那么多书。当然，如果这些孩子要读书的话就考不上大学了，孩子们都在背和考试有关的东西，上大学前就是记忆动物而不是思考动物。是教育体制出了问题，使得这代人很少时间读书。

　　上大学后，大家学到的是片段的不连贯的知识，也没有培养出动脑思考的习惯，大家都在网上东说一句，西说一句地站队表态，除此之外什么都没留下。而且还觉得这样混日子很惬意，自我满足。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大意是如果十年后“文革”重来，您不是出国就是自杀。为何有此一说？现在很多人选择出国留学或移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梁晓声：我现在也还是这个态度，正因为这个态度我才接受了《知青》剧本的创作。可能这些人在国内太郁闷了，但是，无论你认为今天活得多么郁闷，都不可以认为“文革”年代仿佛更好。现在这种言论似乎渐渐多了起来，现在这个时代不好，于是大家回过头去看而不是向前看，把更糟糕的时代说得比今天还好，这样的人不是很二百五吗？

　　羊城晚报：您自己在现实中会有挫败感么？

　　梁晓声：挫败感当然会有，而且很强烈，但即使这样，我也相信这个社会终归会变好的。

　　羊城晚报：这种乐观来自何处？

　　梁晓声：国家的希望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目前还保留着忧患国家的人文种子，这些种子就是希望。种子不死，我相信一部分又一部分的人终归会成熟，会有思想，会对这个社会和国家负责，如果大家都负责，都抛弃犬儒主义，这个社会就会好起来。尽管现在犬儒主义比较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还是会有人抒发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看法，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文革”时期也是先有部分人开始认为“四人帮”祸国殃民，认为“文革”必须结束，当部分人开始形成这样的共识，慢慢影响更多的人，最后“四人帮”不也垮台了吗？如果当年没有这部分人，中国今天是什么样简直无法想象。这部分种子是必须存在的，我希望自己也做一粒小小的人文种子。

　　本版黑白照片选自《2012重返部落》（花城出版社）一书

　　何晶 (来源：羊城晚报)